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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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