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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立足于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以证实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
于2001—2003年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备性研究”，设置了9个课题，初步摸索出一套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
2004—2005年，开展“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这一时间段是龙山时代晚期到商朝初年。这一时期的环境背景和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是探讨的主要内容。因为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建立，又有较多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作为参考，相关研究比较容易推动。
2006—2008年，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主要研究该时间段中各个地区都邑和区域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变化、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
2009—2012年，研究的时间范围依然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重点研究课题包括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和各地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各地区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各地区技术和生业的发展以及铜、玉、盐等重要资源与文明形成的关系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文明形成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2013-2018年，对上一阶段设置的年代、环境、生业、都邑和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以及整合研究等几大课题继续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阶段性结项报告。
材料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课题组对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20多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都邑性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距今4000多年的一个春天，晋南临汾盆地中的陶寺大城东南城墙外‘观象台’内，上层贵族们已经陈设好了石磬、鼍鼓、俎豆和牺牲，神情肃穆，一道灿烂的阳光从第四道缝隙中精准地射入这特殊的建筑，直达圆心。”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何驽绘声绘色地给记者讲述了根据新发现的遗迹复原出的古人“礼天”细节。正是工程以聚落考古学方法为核心的多学科结合的田野工作全面展开，极大深化了对这片史书记载的陶唐之地距今4300年至3900年社会发展的认识。
随着探源工程的实施，多学科结合的田野工作，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气度恢弘的良渚都邑画卷：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这正是探源工程研究充分展示出的良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发展水平。
自工程启动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的钻探与发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车辙、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室建筑群，等等。
“这些大型的中心性聚落、城址和聚落群领地都有几十平方公里，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记载的邦国规模相当，墓葬所显示的等级规模以及社会阶级矛盾或族群争斗表明了区域文明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最好例证。”探源工程“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课题负责人张弛研究员表示。
材料三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一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
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探源工程冲破“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按照这一标准，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提出了在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密切交流，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