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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为证
叶仲健
“依弟，这信送岭上去！”端叔将一封信交给放牛娃。“给哪个？”放牛娃看出端叔十分急慌。
“一个叫青山的人。”端叔叮嘱，“记住，只能交给他！”
绊风岭，童安镇最高的山，上面有个村子，稀稀拉拉几户人家，眼下是游击队根据地，上去得半天，对放牛娃来说，只消个把钟头。以前放牛，他常跑上面去，有条近道，得穿越一处崖洞，鲜为人知。
绊风岭村口，一个小伙子拦住放牛娃，问他找谁。放牛娃说：“青山。”“找青山啥事？”“见到青山才能说。”小伙子搜遍放牛娃全身，才领他往村里走。信，躺放牛娃鞋窝里，没被发现。
将放牛娃带到一个汉子面前，小伙子退到屋外站岗。“找我啥事？”汉子不老，三十来岁模样。
“青山横南北？”
“绿水绕西东！”
暗号对上，放牛娃脱掉鞋，掏出信，递过去。
汉子扫了一眼，未立即打开，拍拍放牛娃臂膀：“好样的！”
放牛娃是我的父亲。他自小是孤儿，寄养堂叔家，十三岁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半路逃脱，躲进苦竹村，给林伯家放牛。父亲说端叔过去是隐藏在我们村的地下党员，他帮他送过好几回鸡毛信，“有回撞见一伙巡山的，不懂啥来头，我只管逃，他们在我背后追，跑出几里地，我上树躲了一宿，不知道多惊险！”
父亲将他的故事对我讲了无数遍。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办，工作一年多后，意识到一个问题：父亲对革命事业也算有过贡献，按理应该享受优待才对，可父亲啥都没有享受过，修了大半辈子地球，一生清贫。我向民政局朋友咨询此事。朋友说对老地下党员和老游击队员，国家确实有优待政策，前提是你得去认定身份，具备至少两名在世的且同时期、同地点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证明。
我回家向父亲提及此事，让他联络端叔和青山，“只要拿到他们出具的书面证明，每月就能享受好几百元补助。”“我看还是算了，当年我又不是奔着好处去的。”父亲将头摇成拨浪鼓：“黄土埋半截的人了，争这些做甚？”我说：“至少得让国家给你恢复名分吧？”父亲还是拒绝。我有些生气：“你要嫌害臊，我替你去办。”
从父亲话中得知，端叔全名林端成，新中国成立后在童安镇政府工作，家就在镇上。只是，一番辗转，我打听到，曾任副镇长的端叔，十年前退休，两年前过世，不曾遗留与父亲有关的一鳞片爪。出师不利，也就失去寻找青山的必要，“青山”是否真名，何许人也，身在何处，也许死去的端叔才清楚。这事就此搁置，父亲罹患胃癌过世后，不了了之，每每回想起此事，我难免遗憾。
后来，我调至市司法局，听说我来自童安镇，一位同事说他知道那地方，“有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遗址吧？我父亲当年在那蹲点过。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文献记载，游击队在绊风岭设立根据地，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倘若他父亲在那里参加过革命，保不准会知道我父亲。我让他回家问问他家老爷子是哪一年的事，记不记得当时有个放牛娃给他们送过鸡毛信。同事当即打电话，挂掉电话后说他父亲当时不负责通讯任务，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得向王副局长打听。“王副局长？”“市公安局王青山副局长，早退了，跟我父亲是老战友。”听到“青山”这名字，我无比激动，迫不及待让同事引见。同事说没问题，周末让他父亲带我去。
眼前这位老人，九十二岁高龄，谈吐清晰，据说还能每天看报。他问我有没有我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我说没有。父亲只照过一次相，晚年照的，那照片成为他的遗照。他说：“既然你爹已经过世，你找我的目的是啥？”我怔住，是呀，我的意图是让政府恢复父亲的名分，还是奢望上级照顾我的仕途，抑或只是为了印证父亲那段被埋没的历史？“不瞒你说，当时是有这么个放牛娃，至于是不是你爹，恕我不能下结论。”这是位相当睿智的老人。我尽可能表现得不卑不亢：“有您这话，不枉此行。”
我向王青山老人辞别，转身离去那一刻，苍老的声音追过来：“我给过他一枚弹壳！”
我的心被抓了一下，回过头问：“刻着‘王’字的弹壳？”
老人目光一亮：“对对对，我还让他有困难拿弹壳来找我哩，还给过他地址。”
那枚弹壳，父亲看得很重，跟钥匙串一块儿，傍在身边几十年，只是他过世后，我忘记丢哪去了。回想起来，身份认定这件事，父亲一直是拒绝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老游击队员和老地下党员，拒绝享受国家优待，不想给国家添麻烦，哪怕再穷困潦倒，也不向政府伸手，他们是最值得敬佩的人……”坐着的老人颤巍巍地站起，左手按住我手背，右手拍拍我臂膀，“你爹，好样的！”
回到老厝，翻箱倒柜，那枚弹壳，怎么也找不着。我知道它真实存在过，如同父亲那段峥嵘岁月，青山可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