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2017-2018学年高二下学期历史期末考试试题

战国某学派提出：“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这一思想在当时（    ）

墨子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这一思想（    ）

西汉初年，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实行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实行“独尊儒术”。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汉武帝时，《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据此可知，两汉用儒家思想判案（    ）

宋代之前儒家经典主要是指“五经，”宋代以后“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过了“五经”。其原因主要在于（    ）

王阳明认为，“良知”包括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有别等伦理，亦包括人们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等道德观念。据此可知，王阳明的良知论（    ）

顾炎武指出：“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这表明顾炎武主张（    ）

王夫之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他，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拒不接见，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下一副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这表明王夫之（    ）

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艺术手法的传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中的“美人”是屈原借以表明心志的比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屈原通过笔下的“美人”主要表达（    ）

宋代出版中心散及全国四面八方，形成官刻、坊刻及私刻的印刷局面，印刷品内容也扩展到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所有领域。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宋代（    ）

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以及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被誉为元杂剧“四大悲剧”。这些优秀作品出现的主要因素是（    ）

京剧的前身即为微剧，原来以唱二簧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四平调拨子等，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扬州的三庆微班进京，逐渐吸收了京、秦二腔，逐步发展为今天的国剧。据此可知京剧艺术得到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是（    ）

1840年8月初，林则徐上折指出：英军仅恃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这表明此时的林则徐（    ）

梁启超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这表明《海国图志》（    ）

有学者认为，洋务运动花大把的金钱制造军舰、购买大炮，这种表象的文明化，只要砸钱便可以办到，而恰恰改革政治法律和国民气质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在他看来，洋务运动（    ）

康有为指出：“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与康有为这思想最为接近的是（    ）

1916年李大钊号召青年：“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这反映出此时的李大钊（    ）

1924年8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这表明孙中山（    ）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此强调的是（    ）

邓小平认为，探索中国模式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中国发展模式可以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某种经验，但也不能照搬到其他国家。据此可知中国模式（    ）

下表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五个时期，其中两个非常时期出现的原因是（    ）

时期	特点	状况
1950～1959年	指数增长期	每隔1.6年，科技成果翻一番
1959～1962年	非常时期	呈困难的饱和增长
1963～1965年	指数增长期	每隔1.4年，科技成果翻一番
1966～1975年	非常时期	几乎呈零增长
1975年以后	指数增长期	增长率基本与世界水平相近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要求纠正外语教育语种严重偏向的问题，注重各外语语种的比例，确立英语为第一外语。这一政策（    ）

孔子和苏格拉底是同时代东西方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两人的政治理念有惊人的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

亚里士多德有许多名言，如“人生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凡善于考虑的人，一定是能根据其思考而追求可以通过行动取得最有益于人类东西的人”。这能反映出他（    ）

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虽然抬出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来祭拜，但他们不过是借尸还魂，借他人的酒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而已。这些思想家“心中的块垒”是想（    ）

马丁·路德说：“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德意志的各个阶层正备受煎熬，祈祷上帝降灵于某人，并引导他向这个可怜不幸的民族伸出援助之手。上帝已赐予我们一位出身高贵的年轻君主（查理五世），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上帝恩赐的时机”。这反映了他（    ）

中世纪只有教士才有阅读（圣经》的权利。到了16世纪中期，普通教民相信直接阅读《圣经》，有虔诚信仰，灵魂便可以得救。这表明（    ）

英国史学家阿伦·布洛克说：“启蒙运动的了不起的发现，是把批判的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时的有效性，不管这权威、传统、习俗是宗教、法律、社会方面的，还是政府方面的。”在此，阿伦·布洛克（    ）

西方科技史专家丹皮尔指出：伽利略“把吉尔伯特的实验方法和归纳方法与数学的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因而发现、并建立了物理科学的真正方法”。这里的“真正方法”（    ）

“他为20世纪的科学思想撒下了种子，为现代的科技年代开辟道路。……不但对科学界造成巨大震撼，对人文主义、史化和政治也带来重大影响。从此以后，无人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的东西。”材料中的“为现代的科技年代开辟道路”是指（    ）

1907年7月，普朗克在致爱因斯坦的信中说：“相对论原理的倡导者仅仅形成了一个不大的圈子。”这反映了（    ）

20世纪60年代，美国流行着一个小说流派。该流派通过暗示、烘托、对比、象征等形式表现扑朔迷离的情节，打破理性化的时间顺序，加速节奏的跳跃，情节缺乏逻辑联系，常把叙述现实生活与幻想回忆混合起来。下列作品与该文学流派的创作风格一致的是（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以后，在英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此之前，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被看作上帝的杰作，一经创造出来，便永远不变。达尔文以充分的事实向人们说明，上帝造物是一种荒谬的神话。许多敌对者、保守派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对达尔文发起了激烈的攻击。著名的天文学家赫舍尔称达尔文的理论为“胡闹定律”。达尔文的朋友、地质学家塞治威克也写信给达尔文，说他读了达尔文的书后感到很痛苦。连一直支持他的菜伊尔也感到“人由猴子进化而来”这句话伤害了人类的自尊心。而英国教会更是气急败坏，叫嚷要“拯教心灵和打倒进化论”。尽管进化论在英国遭到诸多非议和质疑，但在德国受到学者的热烈欢迎。

——摘编自王觉非《近代英国史》

材料二：严复根据中国社会需求，对原作进行了再创造，从而使《天演论》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成为适应当时中国需要的宣扬社会进化论的载体。以《天演论》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康有为认为，自然界的进化和社会发展变化的道理是相通的。他把公羊三世说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并描绘了“大同”世界的理想蓝图。孙中山以进化论为依据，宣传民权和民主共和的历史必然性，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实行民权和民主共和制是符合自然进化规律的。陈独秀把达尔文进化论看作是近世三大文明之一，“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的理论武器。

——蒋慕东《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意义》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发展起来呢？这一问题随后被学术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对于中国明清时期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但至今仍然难以有定论。

——摘编自邵军鹕《从“李约瑟难题”到文化自信》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由于科技体制存在权力高度集中于行政机关、科研单位没有按照科研规律行事的自主权、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脱节等弊端，阻碍了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因此，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1983年国务院成立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开始领导科技体制改革试点。198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改革科研机构拨款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改变科研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与生产相脱节；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1988年3月，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促使科研机构自主面向经济开发实体，国家在科研机构推行承包责任制，使科技体制改革获得重大进展。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王韬（1828-1897年）早年因同情太平军而见疑于清廷。1862年，他逃到香港，担任外国人主办的《香港新闻》的编辑。1867年，他前往苏格兰，旅居欧洲两年，看到了西方的文化和制度。1870年，他返回香港，任《循环日报》编辑。凭借这一有利地位，他抨击清政权内部的腐败，建议开发矿产、兴建纺织厂、制造汽船铁路、电报线和发展海军。他警告，不要过分依赖肤浅的西方制造技术；并且说，西方的强大在于其法律、公正，政治体系、民主选举和立宪政府。但是，他不是一个激进者，并不急切地要求中国古老制度的全盘西化，而是主张逐渐使西方有用的东西同中国的基础相结合。

——摘编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