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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一生对金钱看得很淡漠。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的祖国，就是为了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用他的知识和智慧建设国家，使祖国强大，人民幸福。
他回国以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一级教授一个月三百元多一点。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这包括：他的《工程控制论》1958年中文版稿费，千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通干部两年的收入，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资助贫困学生买书和学习用具。一九六二年前后，他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人都吃不饱肚子，钱学森一家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他拿到这两笔稿费时，连钱包都投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
一九七八年钱学森又交了另一大笔党费。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开始落实各方面的政策。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原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上班，一九六九年去世。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一九六六年就不发工资了，直到去世，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补发了三干多元的工资。钱学森是钱均夫惟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退给文史委员会，人家拒收，怎么办?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后来这三千多元也交了党费。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地位不可谓不高。但钱学森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所以，他从不爱出席什么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官场活动，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在这方面若有所得，就十分高兴。他常说：“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