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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美]杜鲁门·卡波特
请设想一下二十多年前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一个白发剪得短短的妇人站在窗口，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巴迪，去把我们的车推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光景，我们是很远的表亲。从我记事起，我俩就住在一起。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早死了，当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现在仍是个孩子。
我们把童车推进山核桃树丛。童车是我出生时买的，快散了，轮子摇来摆去，像醉鬼的腿。奎尼是我们养的一条小狗，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把拉回家的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的壳剥去。欢快的裂壳声像是微弱的雷鸣，核桃肉散发着甜美的香气。奎尼求我们给她点尝尝，我的朋友时不时偷偷给她一点，但我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明月高照，小车空了，碗满满的。
第二天，我最喜欢的事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香草，葡萄干，威士忌，大量的面粉和黄油……嗬，简直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我们没钱，但每年总能用尽各种办法，筹到一笔水果蛋糕基金：卖破烂，卖摘来的一桶桶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
黑炉子加足了煤和柴火，烧得像一只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一碗碗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甜的，姜又增加了香味。厨房里浓香扑鼻，弥漫到整栋屋子。四天后，大功告成，三十只蛋糕放在窗台、搁板上晾着。
蛋糕给谁呢？朋友呗。不一定是邻近的，大半倒是只见过一次，甚至素未谋面的，我们喜欢的朋友。例如罗斯福总统，一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子磨刀人，帕克（班车司机，他每天在尘土飞扬中嗖地一声驶过时和我们互相挥手招呼）。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把这些陌生人当作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的纪念册里有用白宫信笺写的答谢信，有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明信片——它们让我们觉得和外面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厨房空了，蛋糕都送走了，我的朋友要庆祝一下——还剩下一点威士忌。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她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香的浓咖啡），我们平分剩下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中乱抓。我身子里热烘烘地冒火星，像快要烧成灰烬的木柴。我的朋友围着炉子跳圆舞曲，两只手提起那身蹩脚的花布连衣裙的裙边，就像是舞会上穿的礼服，唱着“指给我回家的路”。
下一个任务就是准备礼物。我想给她买整整一磅樱桃巧克力，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我们又凑了五分钱给奎尼买了一大根还有余肉可啃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一颗银星边。奎尼知道那是牛肉骨头，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该睡了还不肯走。我的兴奋不亚于她，踢被子，翻枕头，就像是热得不可开交的夏天夜晚。我的朋友手持蜡烛坐到我的床沿：“我一点也睡不着，心像兔子一样乱跳。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俩在床上挤作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我上了军事学校。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她还待在那里，有奎尼做伴，后来只剩她一个人。（她写道：“昨天，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童车推到草地……”）以后几年的十一月里，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她一个人，没有从前做得多，不用说，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早已死去的巴迪混淆起来。
终于，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