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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定的秋色
曾妈妈的平凡故事
理由
岳母曾志去世十年，至今仍是家中鲜活的话题。她经过无数次重大革命运动的磨练，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本色。由于理念、追求以及生死历练而形成了人格特征的一贯风貌，即使在后来我所见到的常态生活环境中，也深深刻下原先的样子。
曾妈妈退休以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享受中组部正部级待遇，但家中私事，她不指使保姆，不麻烦司机，也不有劳家中任何人，每天为买菜而奔波，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照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买菜既要新鲜，还图个便宜，这样就得顺着摊位细挑慢选，来回一两个小时，署往寒来从不中辍。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这么一来，摆到餐桌上的饭菜水准就成为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莱，再把实物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妻子陶斯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她对我这个女婿似乎宽容一些。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二十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秋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上，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叱当”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句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为“脑震荡”。
休养时去看她，她认真地问：“你们看看，我的头有没有被夹扁？”看样子不像开玩笑。身为医生的陶斯亮说：“没有，夹扁是不可能的事。”看着老人家将信将疑的神色，我的心里一沉。曾妈妈已是古稀之人，腿脚不复当年。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一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显得特立独行，还有几分悲壮。
她的家居至今在我眼前仍浮现出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塑料布，那是一幅白地印着绿色图案的塑料台布，每天吃饭都要面对它。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砂锅或水杯烫出许多烙印，终至有一天裂开口子。我本想，去商场挑选一幅漂亮的台布送给曾妈妈，但陶斯亮告诉我，那样的结果一定是被妈妈把新台布叠好后放进箱子里，她还会用旧台布。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忽然眼前一亮，台布上裂开的大洞没了，细看原来是曾妈妈把中间的破洞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陶斯亮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家做客，看看家中陈旧的沙发和摇晃的桌椅，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又发现了这块台布，大为惊讶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
岂止半块台布，就是餐巾纸也被她撕成一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日渐富裕，家中餐桌上多了纸巾。曾妈妈认为取之于木材的纸巾用来太奢侈，她把每张纸巾都撕成半张，再叠成一摞备用。看她耐心地一张张地撕纸巾，我总觉得那动作背后有未曾言喻的象征意义。
平时来看望她的人不少，甚至门庭若市，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的，她一概热情招待。她深知自己曾任组织工作的敏感性。当客人临走时，曾妈妈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疾如迅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经过一番推拒，总是笑吟吟地婉谢。
有一年夏天，曾妈妈去北戴河，需要提前返回北京，她擅自买一张硬座票，既不叫司机又不坐中办的专列。当时我和陶斯亮都不在身边，听朋友说，他在人头涌动的车站遇到曾妈妈正站在大太阳地里排队，十分吃惊，连忙要带她去贵宾休息厅，曾妈妈硬是不肯，弄得他进退两难，不得不选择陪曾妈妈在那儿傻硒。
有六十多位朋友为曾妈妈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七十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为我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跟随党走过七十年，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
我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信仰而造就的集体性格：勇敢、忠贞、舍己为人、清廉正直、自律内省……这些也是人类社会对人格的审美共识，谁能说没有普甘价值！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我们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一张拼凑的塑料台布，还有曾妈妈把纸巾撕成一半的动作以及送客拒礼时的一溜小跑。我忱然有悟：这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在常态生活中，刻意走向平凡，仿佛一池秋水般淡定安详，心清似水，净无杂尘。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着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在和平岁月里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