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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饶宗颐
余秋雨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还断言：只要香港有饶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这位饶公，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饶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人称“业精六学，才备九能”。
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正如林语堂所言，学问是像熏火腿一样“熏”出来的。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用的时间比在学校上课的还多。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饶公说，‘‘求阙’’是曾国藩的话。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遇见冒出来的东西以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了解饶公的人说，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难怪季羡林教授称其在掌握材料、运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