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高考历史一轮复习第4讲《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早在明末清初，诸先贤就曾将传统时代一切政治体制的弊病悉归之于‘一家一姓’的君主专制……但若认定传统政治制度仅仅是因君主‘私天下’而造就一切，君主制能维持两千余年就成为不可理解的‘哑谜’。事实上，支撑中国君主制长期存活的社会机制极为复杂，而且在一种特定的社会体制内还长期有效。”这段论述意在强调（  ）

明初朱元璋严禁宦官读书识字,但后期宦官读书识字逐渐制度化,士大夫甚至有针对性的编纂适合宦官学习的读本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中后期（   ）

《清史稿》记述，清代内阁“沿明旧名，例称政府”，但“内阁实权，远不逮明”，“内阁宰辅，名存而已”。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

朱元璋认为，“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刑政二者，不过辅礼乐为治耳”。这表明他（    ）

唐代长安的商业店铺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市，按规定，“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南宋都城中的商业店铺散布于城内各处，据记载约有“四百四十行”，上述材料可以佐证南宋时期（     ）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主张：“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兵虽静处闾阎（街巷），然亦谓之操，乃真操也。” 可见戚继光更强调士兵的（   ）

西汉初年，皇帝找不到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来驾车，将相大臣甚至只能乘坐牛车；到汉武帝初，普通百姓也拥有马匹，“阡陌之间成群”。马匹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

儒家学说倡导“宽刑慎杀”，强调执法有准、量刑有据。明初朱元璋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这表明朱元璋（    ）

某朝官员王锷通过贿赂企图兼任宰相。皇帝同意了王锷的请求，并下诏“锷可兼宰相”。时任给事中的李藩行使职权，驳回诏书。由此推断，给事中隶属于（     ）

有史家在评价商鞅立木为信的史事时写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该史家关切的是(　　)

一位清朝皇帝曾赋诗言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诗中壮志因何事而发？(　　)

“中书、尚书令在西汉为少府属官。在东汉隶属少府。虽典机要，而去公卿甚远。魏晋以来，浸以华重。唐遂为三省官长，居真宰相之任。”这段话意在指出（    ）

在一张地图上，出现了“欧逻巴”、“亚细亚”、“地中海”、“大西洋”、“尼罗河”等汉字地名，“大地是球形的”这一概念被引入了中国，这幅地图的绘制者是(　　)

明初废行省，地方分设三司，分别掌管一地民政与财政、司法、军事，直属六部。明中叶以后，皇帝临时派遣的巡抚逐渐演变为三司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一变化有助于（     ）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曾经提出“领地国家”的概念，其中“领地国家”的特征是：在封建制度下，国王的税收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来自国王自己的领地，一部分来自诸侯的进贡；国王则无权直接对诸侯领地进行征税。根据这个概念，对古代中国处于“领地国家”时期叙述正确的是

光绪《大清会典》载：“谕军机大臣行者，既述，则封寄焉。凡有旨存记者，皆书于册而藏之，届时则提奏。议大政，谳(审)大狱，得旨则与。”材料说明军机处（    ）

洪武三年太祖曰：“今礼（儒士严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揽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明太祖的本质意图是（    ）

永乐年间，内阁只是一个特命人值的朝臣辅佐皇帝办理机务的处所，六部等部院的政事都直接呈送皇帝。但到宣德年间，明宣宗让阁臣兼任六部尚书并“票拟”皇帝谕旨，经由皇帝“批红”后再经内阁下达部院。材料表明宣德年间（    ）

明初规定“凡内外管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须从卑回避”，吏部选任官员“南北更调，定为常例”；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加重其职权。后又设六科给事中，使之成为另一套独立的监察体系。由此可见明代监察制度（    ）

乾隆朝入值军机大臣大多为六至七员，嘉庆朝则以四至五员为常。乾隆朝，军机章京的选任范围是内阁及各部院衙门司员。嘉庆时，不但确定了军机章京的员额，而且皇帝开始直接插手军机章京的选任。这反映了清朝军机处（    ）

明朝万历皇帝因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再上朝，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部、寺大官十缺七、六，史称“万历怠政”，这实质上反映了（    ）

（明）景泰三年，皇帝想通过廷议（法定的议事程序）更换太子，由于惧怕朝臣反对，于是赐予陈循等人重金，收买人心，最终达到目的。这反映出（    ）

万历二十年，大学士赵志皋、张位言：“凡会议会推，并令廷臣类奏，取自上裁，用杜专权。”会推有称廷推，廷推（注：议题是重大人事安排）时吏部不再预先提名，由九卿各举所知，吏部汇总直接上呈皇帝裁决，皇帝则每每付之阁臣票拟。该举措表明（    ）

清代某学者在其著作中记述了“（江苏）昆山徐氏科名之盛”，“三世四翰林”“四世翰林”“（安徽）桐城张氏六代翰林”的故事，此现象反映了（    ）

清初皇帝用奏折的形式与总督、巡抚这一级封疆大吏建立直接的统辖关系，后来总督、巡抚的属官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有了直接向皇帝呈递奏折的权利。这一改变（    ）

明朝地方机构的设置几经变化。最初因袭元旧制，设立行中书省或中书分省，后形成以三司分治省政的基本体制；宣德年间，设置巡抚主持地方政务（巡抚总领一省军民大政、三司悉听节制）；正德年间，为应对农民起义、倭寇入侵等问题，又加派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身份的“总督”管理数省。由此可见，明朝（ ）

《明史·杨巍传》记载：“明制，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这一变化表明明代内阁（    ）

据统计康乾盛世时期科举考试状元共53人，其地区分布如下

地区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广东	山东	陕西	直隶
人数	31	14	3	1	1	1	1	1

这反映了（    ）

有人认为我国古代某一朝代的皇帝“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与这一结论相关的是（    ）

有学者说：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挟持幼主，权倾朝野。顺治朝修史夸赞他的功绩，回避其杀害功臣的事实；康熙帝夺回权力后修史记录了他擅权欺君的罪行；乾隆朝修史时则为称述先祖功业肯定了他的功绩。这位学者意在（    ）

“明朝的内治，差不多始终为宦官把持”，涌现出了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臭名昭著的宦官。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

学者张鸣说，周商易代，不仅有正史记载，而且还有专门描写这一过程的民间小说，《封神演义》就是一个典型，只不过神话色彩过重，人间的征伐倒变成了天界神仙们的大战。“征伐”变成了“大战”说明（    ）

明朝始设巡抚，“巡抚某地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后来绝大多数巡抚都带有兵部官衔及都察院的官衔。明朝设立巡抚的主要目的是（    ）

学者许焯云在描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说：“帝国时代延续两千年的奥秘即在于，君主专制的刚性与官僚高度流动的柔性相结合。”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    ）

清代前期，正一品文官年薪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45两，正九品官员33两。这些银两除养家糊口外，还要支付随从、幕僚的酬金及办公费用，普遍入不敷出。各级官员在征收田赋等税收时，以各种名义额外加征。这些税外之税，小部分作为各级衙门的办公经费，大部分被各级官员据为己有。“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额外加征“银一钱五分、二钱不等”；部分州县“数倍于正额”，以致引发民变。雍正帝认为，与其暗取而多征，不若明定其数；与其营私而中饱，不若责其办公。他决定改革，明确规定加征的税额，统一管理，用于发放以“养廉”为名的津贴。养廉银的数目，视职位的高低及岗位的重要程度而定。总督每年约二万两，州县官每年也有两千两左右。用作办公经费与官员薪水补贴。官员的合法收入大幅提高。——摘编自黄惠贤等《中国俸禄制度史》

[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1398年，16岁的建文帝继位，开始“维新之政”。他倚重黄子澄、方孝孺等文臣，发布宽刑省狱的政策，对洪武年间的一些冤案、错案予以平反纠正。建文年间，囚犯人数大幅减少。建文二年（1400）颁布诏令“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 一斗”。他又省并州县，4年间撤并了许多州、县和巡检司。

同时，针对“诸王多不驯服”的问题，建文帝与亲信大臣密议削藩。建文元年（1399）2月，颁布“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令，对诸藩王的权力进行节制。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引起藩王的极力反对。建文元年7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举兵“靖难”，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

                                                                                                                         ——捕编自吴德义《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

      明洪武五年(1372)，琉球遣使“入朝”，明朝赐以“《大统历》及文绮、陶铁器等，后“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从此，琉球接受明廷封赐，派子弟到北京及南京的学校学习，新王继位必请明廷册封，使用明朝皇帝年号。明朝特地“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史往来”。江西饶州人朱复曾在琉球任重要官职达40余年。

      琉球“一岁常再贡三贡”，随贡使到福建等地私下交易的人员众多。成化十一年  (1475)，明廷“定令二年一贡，毋过百人，不得附携私物”。此后数十年中，琉球不断请求增加朝贡次数。明嘉靖后期，倭寇袭扰琉球。琉球“遣兵邀击，大歼之”。此后，琉球“外御强邻，内修贡不绝”。万历四十四年（1616），日本试图进犯鸡笼山(今台湾)，  琉球“遣使以闻，(明朝廷)诏海上警备”。

                                                                                                                                                                               ——据《明史•琉球传》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丘处机（1148～1227年），登州（今属山东）人，19岁时投入道教全真派。全真派是当时新出现的一个道教派别，主张兼修儒、释。丘处机潜心研习，成为一方道教领袖。其时黄河南北陷于战乱，全真派徒众剧增，成为蒙古、金、宋竞相争取的对象。

1220年，应成吉思汗之召，丘处机偕弟子西行，历时四年，行程万余里，到达成吉思汗驻跸的雪山（在今中亚地区）。成吉思汗常与他交谈，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深为认同，“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史载：某日暴雷异常，成吉思汗询问是何预兆，丘处机借此回答说：“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宣明天威，以导有众。”成吉思汗采纳了他的建议。

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撰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记录了丘处机西行谒见成吉思汗的经历与见闻，流传至今。

                                                                                                                                                                                               ——据《元史》等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明王朝迎来了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朱元璋亲自选定品学俱佳的士林领袖、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三月初发布皇榜。然而数日内，大批落榜考生跑到礼部鸣冤告状。因为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说主考收受钱财、地域歧视……关于“科场舞弊”的传闻沸沸扬扬，史称“南北榜事件”。事件引起明王朝上下震撼。三月初十，朱元璋下诏成立包括饱学之士、忠直敢言的大臣在内的“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然而调查结论认为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无任何问题。这再次引起落榜的北方学子哗然，朝中许多北方籍官员要求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认定刘三吾为“反贼”，发配西北；朱元璋的侍读、调查小组负责人张信被凌迟处死……六月，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亲自选定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朝的科举录取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

——摘编自张嵌《不容青史尽成灰•明清卷》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则历史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