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记叙文,回答小题。
沙枣花开
十八岁那年,我在河西走廊一个叫石磨盘的地方支教。等来到石磨盘后,我才知道,世界上竟还有如此荒凉落后的地方,满眼都是黄沙戈壁盐碱地,村小除了几件破旧的房屋,几乎一无所有。
晚上,就只有我和老杜,住在这个偏远的学校里。那些天,我快要疯掉,一到傍晚,就像只困兽,在学校破败的院子里,烦躁地跑来跳去。那时候,老杜六十多岁,已经在学校里借住了几十年。
老杜蹲在屋檐下,抽烟,他光着脑袋,满头满脸都是伤疤,漠然看着我瞎折腾。有一天,他忽然向我扔过来一支烟。我停下脚,愕然问:“干啥?”“瞧你那熊样,抽支烟就不烦了。”“我才十八岁!”我焦躁地喊,“不能抽烟。”老杜重重咳了一声,响亮地吐了口痰,他说:“十八岁咋的?老子十八岁都当团长了。”见我不信,老杜又说:“这不算啥,在那个年代,十八岁当军长、师长的都有。”我这才知道,老杜是个老红军。
老杜的生活很单调,除了吃饭睡觉抽烟,就是去戈壁上垦荒。每天清晨,他扛起大锄、带着干粮出门,直到傍晚才回来。老杜在戈壁荒漠上,努力把一片片土地刨起来,又平整好,再播上沙枣树的种子。这活儿,老杜已经干了几十年,他的身后,是上千亩的沙枣林,都是他种的。这令我异常钦佩,说:“老杜真是个好同志啊!”老杜翻了翻眼睛说:“狗屁,老子在寻宝。”的确,老杜干活非常仔细,他每挖几下,都会俯下身,像只大鸵鸟,奋力把脑袋扎进土坑里,似乎在寻找什么。“寻啥宝?”我问。老杜叹了口气说:“大洋,一百九十块大洋。”
接下来,我知道了老杜的故事。
老杜曾经是西路军的一名团长,突围时部队被打散了,在石磨盘,他碰上了一个身负重伤的军需科长,军需科长临死前,把装有两百块大洋军费的包裹交给他,嘱咐他一定渡过黄河把它们带回延安。老杜知道,通向黄河的路口,早就被马家军堵死了,自己死不足惜,但军费,决不能落到马匪手里。于是,老杜写了张借条,拿出十块大洋作为路费,然后,把剩下的军费连同那张借条,裹在一件破羊皮袄里,深埋在一颗沙枣树下,并用刺刀在树上刻了记号。老杜转向西南,一路乞讨,绕道回到老家,住了几天,冲母亲磕了几个响头,又毅然往延安的方向奔去。
老杜走回延安,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按照规定,老杜必须接受审查。其他事情都好说,但关于军费的事,却死活也说不清了。审查者疑惑地盯着老杜,说:“只拿了十块大洋,这谁知道?谁信呢?我们可不可以认定,你把那些军费都挪用了?”一听这话,老杜火冒三丈,掀翻了桌子,吼:“给老子一个连,杀回石磨盘,把军费挖出来。”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军费,成了老杜的心病,也成了他的历史污点被记录在案,这对老杜的人生,影响非常大。解放后,在老杜的强烈要求下,他带着组织上的人,来到石磨盘村,以沙枣树为参照物,疯狂地挖了几个月,却一无所获。
组织上的人不耐烦了,撤了回去。但老杜坚决留了下来,他发誓,就是把石磨盘村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那些大洋。孤身一个人的老杜,跟石磨盘叫上了劲,跟戈壁荒漠叫上了劲,更确切地说,跟沙枣叫上了劲!他一边翻地,一边种沙枣树。
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知道老杜的故事后,只要没事,我就会陪着他一起去垦荒。这活异常枯燥,干了没多久,我就泄气了。我说:“算了,不就一百九十块大洋吗,别找啦。”老杜倏地红了脸,脑门上青筋乱跳,吼道:“不行!难道老子的清白就这样不值钱?清白,比命都重要!”
两年之后,我离开了石磨盘村。一晃,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常会想起老杜,他若活着,应该快百岁了吧?不知是否已经找到了那些大洋。
今年上半年,我到M县出差,参观当地的文史馆时,在一个展柜前停住了脚步。里面,是一件破羊皮袄和190块银元,还有一张陈旧的借条,上写:暂借大洋10块,作为路费,落款人是——杜大富。杜大富?那就是老杜啊!我急忙问讲解员:“这是从哪里找到的?”原来,这是两年前修公路,在石磨盘村挖到的。“这里也有石磨盘村?”“是呀,整个河西走廊,有十多个叫石磨盘的村子哩。”我猛地明白了:老杜,找错了地方!
我待不住了,急三火四地赶到A县石磨盘村。老杜早已去世多年,他种下的那上千亩沙枣树,已被命名为红军林。老杜的墓,就在林子里。在墓前,我默默拿出在文史馆里拍的照片,烧给老杜。我说:老爷子,这,是你的清白。
眼前的沙枣树林,金黄色的花,开得正旺,满世界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