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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债务
铁 凝
父亲临终的时候，托付给万宝山一件事：1956年，父亲很肯定地回忆说，就是万宝山出生那年，他向老同事李玉泽借过钱。父亲说，好像就是你妈去医院生你，家里钱没凑够，我就找当时住对门的李玉泽借了五块钱。今年是2009年吧，五十三年了。六娃，无论如何，你要亲手替我把钱还上。
父亲见他点了头，吃力地撑起身子，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个皱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托在手掌上说，五块钱按定期存款五十三年算利息，咱就按1956年的定期利息算吧，我记得是百分之五，加起来是58块左右。这一阵我天天计算这五块钱的利息，大概不会错。
万宝山将轻而薄的信封叠了个对折塞进衣兜，他无心核对信封里那连本带息的钱数，都五十三年了，多一分少一厘的真那么重要吗？这时，已经躺上枕头的父亲突然又奋力抬起身子，冲他的六娃张开了两条胳膊。那像是一种乞望，好比儿童对大人撒娇时要大人抱抱。或者那也是一种对托付之事的再次确认：我们爷儿俩抱了，你才算真的答应了我。父亲顽强地张着胳膊，白发蓬乱，眼球浑黄，面目黧黑，四肢枯瘦，宛若一只凄风中的大鸟，干脆更像是大鸟的标本，万宝山想。他微微弯下身子，小心地抱了一下父亲。
几天后，父亲去世了。万宝山很想尽快完成父亲的嘱托。倒不是因为那五块钱的债务，而是父亲在病床上那奋力张开胳膊的姿势。正是那病鸟般的姿势提醒着他，他不愿意父亲死前的那个瞬间总在脑子里盘旋。
但万宝山执行父亲的遗嘱一直拖到秋天。万宝山成人之后在一所中等卫生学校当水暖工，他的小家经济收支大致平衡，偶尔略有盈余，可万宝山出门也要算成本。秋天学校在国庆节后分批组织教职工去北京参观，这才给了万宝山当面向李玉泽还钱的机会。
出门之前，万宝山才认真想到了债主李玉泽。其实他并不记得李玉泽，有关李玉泽一家，万宝山都是从大哥那里听说。在大哥印象里，李玉泽家总是比他们家吃得好。后来李玉泽调到北京去了，那一年，万宝山还不到三岁。
父亲的借钱典故随着李玉泽一家的离开渐渐告一段落，他的另一种习性凸显出来，他吝啬。或者换句好听的话，他极端地节约。他嘱咐上街买菜的母亲说，你买茄子，是买一个大的呢还是买两个小的？依我看你要买一个大的。为什么？两个小的会多出一个茄盖儿，占分量。在家里他身体力行，带头喝隔夜的已经馊了的菜汤，吃过期的药片，不许点15瓦以上的灯泡。他还锯煤——把一整块蜂窝煤拦腰锯成两块，说这样分两次添煤烧得更透。家中的米、面、油更要上锁。万宝山印象里，他和哥哥姐姐们从来没有放开肚子吃过饭。
三十几年过去了，万家的孩子都已长大，就仿佛他们共同被父亲的吝啬吓怕了，他们心照不宣地拒绝再和父亲近距离地生活。他无事可做，干脆就独自承担了买菜的任务。说他买菜不如说那是捡菜，每天下午市场快要收摊他才前往，他坦然捡拾着菜贩们遗弃的菜帮、菜叶，院子里的老邻居们为此嘲笑他，他们说，老万什么时候捡到一块肉就好了，也改善生活做一顿红烧肉给我们看看。父亲说改善生活还用得着捡肉啊，我今天就改善。邻居们问他怎么改善，父亲自豪地说，他准备做一份红烧芹菜。众人笑起来，父亲却不觉得这是玩笑。吝啬在他，已不是生活所迫，那就像是他人生的一个信仰，或者生命的一个动力，简直须臾不可离开。吝啬在他，也没有什么不光彩，能够做到尽最大可能地不花钱，那才叫光彩。这的确，的确和借钱不还不同，这是一个人给自己找乐儿，碍着谁啦。
2009年秋日的这个早上，万宝山坐在去往北京的城际列车上，衣兜里装着父亲嘱咐他要还的钱。他不吃一口零食，不喝一口需要花钱的水。车厢里的售货车来来回回在他眼前过了几趟，同车厢的老师们把售货车上那些食品袋扒拉来扒拉去的，他则看得淡然。他只是忽然想到，自己这习性是不是父亲的影响呢？
火车进站，北京到了。万宝山借用副校长的手机，按照父亲厂里老同事提供的号码给李玉泽打了电话。他挂掉电话，在鸟巢乘地铁10号线，顺利找到了李玉泽的住址，一个名叫绿水庄园的地方。
原来这是一片别墅。保安引万宝山进了大门，热心地指给他去往A8座的路径。他看见了桥下的池水，水中的睡莲，环绕水池的大片草坪，喷泉，木椅，一些树种珍贵的树们。他看见了一幢屋顶覆盖着铁灰色龟背形油粘瓦的红房子，一大片修剪整齐的毛茸茸的草坪由房脚处伸展开来，形成一个足有上千平方米的庭院。一个五岁左右、留着分头的小男孩跺着脚正冲他的母亲大叫：我不喝法国的“依云”，我不喝法国的“依云”，我要刚才那种26块钱一瓶的“无量藏泉”，26块钱一瓶的矿泉水……
本打算进院的万宝山，站在A8的木栅栏之外背过身去，一阵莫名地瑟缩。夕阳西下，几个仰着脸放风筝的孩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只红嘴的黑鹰展着双翅飞得最高，威风凛凛地俯视着大地。一个形象忽然在万宝山脑子里复活了：病床上的父亲张开胳膊对他的那个乞望，凄风中的大鸟样的乞望。
他脚步均匀地再一次朝着A8走去。
(选自《上海文学》，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