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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的悲剧之美
宗白华说：“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生命价值的真实性，因为人类曾愿意牺牲生命、血肉及幸福，以证明他们的存在。在悲剧中人类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在这种悲壮的毁灭中，人生显露出意义了。”可以说，《史记》中，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太史公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是太史公在选题上，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从而映衬出一片壮美之光。
“灾难在成为压迫时同时也成为精神的内驱力和凝聚力。”所以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面对灾难表现出的超拔的行动，具有一种悲壮美。司马迁以其细腻的描写在《刺客列传》中为我们刻画了一幅以超拔的行动面对死亡较量的群英图。他们勇敢赴死的超拔使他们高昂的精神在人们的心目中定格且百世流芳。“荆轲刺秦王”是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描写最细腻的一篇，司马迁把易水之别写得极其悲壮。荆轲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典型，而且他的选择没有无奈，没有哀怨，有的只是豪壮与慷慨。至此，荆轲完成了他人生的一次超越。易水悲歌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超拔。
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评述道：“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在所爱的才之中，最爱的是哪一种?一般地说，超凡的才智，是不平庸，或不安于平庸，或意识到自己不平庸的。《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就是司马迁所钟爱的具有超凡的才智的一位悲剧性英雄。司马迁通过“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右北平反围剿战”及随大将军卫青进行的人生最后一战等内容的描写，淋漓尽致的表现了李广骁勇善战、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英雄本色，让读者领会到李将军天下无双的才气。李广之才越是卓越超凡，与他的“不遇时”、“数奇”、不被封侯的事实相比，与其他才能不及李广反而被封赏的人相比，李广人生的悲剧性就越是深刻。
在司马迁的人物列传中， 彭越、黥布、韩信都是汉朝得天下的大功之臣，作为汉初的异姓王，他们的超常功绩令人非常钦佩，而他们的人生结局也大同小异，令人悲愤痛惜。“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史记·淮阴侯列传》)，这就是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真实原因。正因为他们屡建奇功，功绩超常，所以他们的被害才更具有悲剧效果，更具有震撼性。
当悲剧主人公面对人生的困境，经过顽强的抗争，最终陷入死亡与屈服的两难境地时，超然地面对死亡，那么这种死亡反而更加具有美学意义。死亡是悲剧主人公最激烈的抗争，是最超越现实的悲剧性所在。项羽自刎于乌江令人惊骇。虽然项羽自身的性格存在着一定的弱点，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通过合理的艺术加工渲染英雄末路的悲壮。“虞兮虞兮”的悲歌，“天之亡我”的反复呼告，瞋目吓退赤泉侯数里的气势，宁死愧见江东父老的诉说，将宝马赠给乌江亭长的举动，这些有血有肉的细节加工，使项羽的死亡超越了他在历史事实中的成与败，更加有力地彰显了项羽失败时的英雄风采。他自刎乌江，将自己高贵的头颅用自己的手亲自割下送给仇敌，这使我们认识到“勇气在于勇猛无畏的灵魂，连同其坚定性及真实性一道所显示的从容赴死的能力”。当悲剧主人公自由地选择了毁灭，并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迎向死亡的时候，观众发现毁灭本身乃是实在的胜利。他超然面对死亡，用不同于常人的悲剧性结局，实践了一生的守护，即生命的极度尊严与价值。
悲剧人物虽然以悲剧结束，或在生命中不断被困苦厄运所缠绕，但“生命的真实没有在失败中丧失，相反，它使自己完整而真切的被感觉到。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史记》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正是司马迁在深刻的体悟中，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通过浓墨重彩的艺术描写，使得这些悲剧更具有震撼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