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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林，何妨吟啸且徐行
清晨，北京中关村。一位两鬓略见斑白的男人，穿褪色蓝的确良，推着自行车，书包斜挎，精神满满地走向计算中心，周身洋溢着“对一天工作即将开始的期待、兴奋和执着”。二十年后，已在硅谷做了多年工程师的符洪，见到来美国研究访问的郝柏林，觉得眼前的导师还和记忆中这幅鲜明的画面里一样年轻——
那时，他是“文革”后中科院首批增选的最年轻学部委员之一，是中国统计物理学研究的核心人物，还是国内混沌研究的先驱。他最早在国内提倡利用计算机解决复杂问题。
在学生面前，郝柏林毫不掩饰“一直在从事第一线的具体科学工作”的自豪。投身理论物理一甲子，他亲身实践着“两弹元勋”彭桓武先生“用理论物理的知识，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一切问题，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格言。直到2018年3月7日去世前一天，84岁的他还在与同事发邮件讨论他们合作的著作，去世当天上午还在用笔记本电脑工作。
与郝柏林在中科院共事近30年的刘寄星回忆：20世纪70年代，郝柏林与于渌一起担负了用骨架图计算临界指数的工作，而计算到关键时刻，郝柏林犯病，仍坚持卧床工作。1962年，他在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时，翻译《量子场论方法在统计物理学中的应用》，只吃点面包喝点茶，创造了一昼夜译出一万字的纪录。同一时期，更具传奇色彩的是，他通过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朗道设计的“朗道势垒”，即一门数学和八门物理组成的理论物理“最低标准”考试——要知道他最初留苏时分配到的是矿业经济专业，通过自学他不仅成功转入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还在3年内修完了5年本科课程——可惜考最后两门时，朗道突遇车祸丧失智能，未能由他亲手将其名字写入通过者名录，因此郝柏林也从不对外宣称自己是“朗道的学生”。此前28年间通过该考试者仅仅43人，至少有18人后来成为苏联或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更有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后来，即使在理论物理受到严重冲击的“文革”时期，他也没有颓废。一方面积极参与完成胰岛素结构分析、天线小型化、地震活动分析等国家任务，“挨整”时则“躲在家里”求解三维伊辛模型，最终求得的一个封闭近似解，被王竹溪先生称为“迄今最好的结果”。
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每天傍晚两三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他就打开自带的木箱子，在上面写作最早的计算机语言——FORTRAN教科书，该书在“文革”后一版再版。
郝柏林从不以聪明人自居，还一再告诫学生，“我见过的自认为聪明的人没有一个做成了事”。相反，这位“科学战士”把老老实实做学问挂在嘴边，身体力行，对学术腐败深恶痛绝。
2007年，郝柏林公开批评某些科学机构领导人“官越大，文章越多”。“要抓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研究生导师没有权力在学生的每篇文章上署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管理和资助体制必须改变”“警惕用宽容失败掩饰研究资源的浪费”“必须撤销一大批管理和评估机构”……
他也因此招来一些人的嫉恨，引来不少匿名攻击。朋友劝他发声正名，他说，“我也许总的声明一次，以后概不理睬，为人做事，自有公论”。令刘寄星敬佩的是，郝柏林经常慷慨激昂地抨击学术官僚的昏言昏举，纯出自公心，从未有“取而代之”之意。
“他根本不像一些人流传的那样‘严肃地板着个黑脸’，对我们这些做学问的小弟弟，他完全没有门户之见，而且很容易接近。”中科院院士葛墨林记得，第一次见面后，郝柏林夫妇去他家，竟送上一捆用过的计算机程序纸，说背面可以做草稿用。
有学生视他为科学界的鲁迅。11年前，他欣然同意在科学网开博客，自言“至少部分减少‘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状况”；晚年与友人聚会，念及“文革”中含冤早逝的青年物理家孟宪振，以及遇害的熊大缜(清华叶企荪先生之徒)，其悲愤往往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7月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