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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关于“蝗灾治理历史”采访的一个片段，请仔细阅读完成10-12题。
蝗灾治理历史（节选）
⑴新京报：中国历史中有记载的最严重的蝗灾发生在什么时期，造成了什么后果？
赵艳萍：蝗灾在中国古代被列为三大自然灾害之一，蝗灾的发生是自农业出现以后就伴随而来。历史上严重的大蝗灾，比如清代咸丰年间的大蝗灾，根据我对清实录和方志记录的统计，咸丰在位十一年，共有600多县次大大小小的蝗灾记录，大蝗灾有七年之久。从咸丰二年（1852）广西开始生发、蔓延，最严重的是在1856-1858年，重灾省11个：广西、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甚至西藏也频传蝗害。又如民国时期1928-1935年间，蝗灾发生范围也很广，尤其在1933年，全国12省有蝗，9省为重灾区。
⑵新京报：封建时期的政府有什么管理蝗灾的法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否行之有效？
赵艳萍：封建时代政府的治蝗管理上，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体制。汉代时政府就开始派遣官员治蝗，出现了用钱、米收购蝗虫的规定，激励百姓捕捉蝗虫。不过，唐以前“灾异谴告说”流行，很多民众有畏蝗思想，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不敢随意捕捉。自唐代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极力倡导人力捕灭之后，民风大变。
宋代时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规——《熙宁诏》《淳熙敕》，捕蝗被列入为各级政府要政，治蝗业绩成为官员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清代时，对捕蝗官民的权责、法规约束的规定有了更细致的要求，并在蝗发时专设临时治蝗机构——厂或局，设在蝗发地附近，指挥治蝗，同时以蝗易米易钱，处理所收缴蝗虫。具体从事捕蝗的民众，又设有护田夫、农长作为小队负责人，记录受灾地界范围、对捕蝗人员登记造册。
所以，到清代时实际上治蝗管理形成了系统的由上而下监管的机制，治蝗的责任层层分摊，形成纵向连带责任制。不过，由于治蝗政策多层，法令严格，报灾程序繁琐，治蝗地方官也会报怨延误治蝗时机，所以实心治蝗地方官会见机行事，有序开展治蝗，确实能起到了很好的成效。翻看清代康雍乾三代史料能看到治灾系统有序运作，虽然蝗灾记录不断，但是造成大面积蔓延的现象却不多见。只是一遇到政局动荡、治理者怠政时，这些机制都只能是虚设。
⑶新京报：那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蝗灾发生在什么时期呢。现代人应对蝗灾是否有更加科学、有效的手段呢？
赵艳萍：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我国蝗虫常年发生面积2.8亿亩次左右，分布在20个省（区、市）的1100多个县（市、区、旗、团场）。其中，飞蝗（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常年发生3000万亩次左右。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川、新疆等常发区和吉林、黑龙江等偶发高密度蝗群危害仍时有发生。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土蝗常发区 7000万亩次左右，河北、山西、内蒙古、新疆等部分地区时常出现大量土蝗由草滩地向农田迁移，会造成集中危害现象。草原蝗虫常年发生1.8亿亩次左右，内蒙古、新疆等地区连续多年大面积发生，危害草原植被。另外，与我国毗邻的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等国家也时有蝗虫迁入我国边境地区危害，构成一定威胁。
经过多年治理，我国初步实现了“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入境蝗虫不二次起飞”的治理目标，蝗灾在我们生活区造成的危害大大降低。
（选自《新京报》2020年2月23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