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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孙中山回忆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如天渊”。
——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革命后)……报纸以监督政府为己任,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乃至公开斥责大总统。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1921年大中小学生总数超过1911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增加得更多。
——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孙中山晚年颇为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共和,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团结人心,纠合群力始。”可是,“十年以前,非特一般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即知识阶级亦鲜解共和真理,更有甚者,许多人不但不知共和的好处,反而希望满清复辟”……“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
——董方奎《评孙中山晚年政体思想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