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试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中国的一个个村庄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固定物。假想一个人能够反观五百年前的景象，追溯现代历史延展的开端，他一定会发现过去与现在相比几无差异。眼前矗立着的住宅建筑物确实没有五百年的历史，但它们与五百年前原址上的建筑物并无二致。一些家庭原来居住在草顶土墙之中，如今则在瓦顶砖墙的房屋里繁衍，而另一些家庭却已经消亡。不时会有新的家庭出现，但这只是不规则和不寻常的现象，那些在大片的土建房屋中生活的人们，正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土著居民的后裔，他们重复做着祖先曾做过的事，不多不少，也无不同。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耕种着同一片土地（尽管一些庄稼已换成了新品种）；他们以一种不变的次序去赶同样的集市；买卖并消费着同样的物品；按照同一种模式男娶女嫁。
一位哲人有过这么一句明智的告诫：“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民族，我们就应当注意他们认可何种事物。”一个中国村民的向往与其或远或近的祖先的向往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乡村中不存在理智的生活。即使偶尔有几个文化人生活在村庄里，他们往往形成自己的小圈子，而不与其他邻居有什么往来，与自己的亲戚也没有什么往来，正如有句老话所言：“学究论书，屠夫说猪。”
（摘自[美]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1899。陈午晴、唐军译）
材料三：
作为传教士中的元老级人物，北京的丁韪良博士在古老的东方工作60个年头之后得出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当这个古老的“中央王国”还处于成长期时，中国先人们具有的创造性和发明才能是令人赞叹的，而这样的创新性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了。事实上，当代中国人创造智慧的消退更像是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的，而并非是教育体制的原因。
毋庸置疑，中国的文化发展确实在某些阶段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中国社会出现的集体思想停滞并非是因为国民懒惰，而是由于盲信于某些教条。由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按照这些信条去做总是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对这些观念深信不疑。在这些信条的指导下，人们基本能够保持秩序的稳定，并获得一种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幸福感。直到最近，这些旧观念的权威地位才受到了挑战，而之前，这些观念的影响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并且从未遇到过能够与之抗衡的新思想体系。中国文化的波及面不断扩大，以至于整个东亚都受到了它的润泽。
（摘自[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李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