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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守护神
[一]
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一个富庶人家，自小衣食无忧，却一路自律努力，20岁时，考入北大考古系。那时，樊锦诗的心中就有了一份深深的眷恋——敦煌。茫茫大漠中百千洞窟的壁画，日日夜夜都勾绕着她。
大四，北大考古系组织学生到各地实习。樊锦诗亳不犹豫地报名去敦煌，和她同去的是另外三名男生。踏入甘肃最西部的敦煌，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迎面而来。这里缺水，只能一日两餐，渴了喝苦咸的盐碱水。没有固定住所，将就睡在破庙里，半夜老鼠绕着她建意乱跑，吓得她彻夜难眠。白天要去悬崖峭壁上的洞窟实习，攀爬时，简易的蜈蚣梯摇晃得厉害。为了减少攀爬次数，她就不下来吃饭，每天早上揣两个干馒头上去。为了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她甚至不敢多喝水。不过这些她都无暇顾及，因为洞窟里是另一种世界：天衣飞扬，色彩奔放。线条悦动……敦煌，这颗深埋大漠的遗珠， 让樊锦诗在这片梦归之处如痴如醉。然而在江南长大的弱女子，终究抵不住大漠的极端天气。实习的第三个月，她便病重卧床，不得已提前结束实习返校。60个小时的硬座后，樊锦诗拖着浮肿的双腿，站在北京火车站。心里想着：再也不去了。可是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所来信，要招之前来实习过的四位学生。樊锦诗的名字，赫然在列。父亲担忧她的身体受不住风沙侵蚀，写信恳请校方斟酌，却不知道樊锦诗偷偷扣下了信。1963年，她毅然再赴敦煌， 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一片云蒸霞蔚之下，她将小我忘得一干二净。
[二]
樊锦诗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敦煌。因无人帮她照顾孩子，每天离家前，她只能将儿子捆在襁褓里，安放在床上。孩子再大些，会翻身了，她又把被子摞起来搁在床沿上，防止他摔下来。每天下工回来，走近窗口，她都屏气凝神。听到孩子的啼哭才敢长舒一口气，要是没声音，她就吓得只敢推开一个门缝，看看孩子在不在。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过了四个月，樊锦诗实在独木难支，便将孩子送回了丈夫老家，托人照顾。樊锦诗常说：“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1986年，樊锦诗终于有了调离敦煌的机会，可她却离不开了。丈夫需要妻子，孩子需要母亲，敦煌需要樊锦诗，她毅然选择了后者。她的丈夫彭金章知道妻子对于莫高窟的痴恋，做出了从武汉大学调入敦煌研究所的决定，成全了妻子。至此，距离他们结婚已经过去了整整19年。彭金章去世后，平生最不爱接受采访的樊锦诗，破天荒地参加了《朗读者》节目。“老彭很喜欢看你们的节目。”这对分居19年、一生风雨同舟的老夫妻，将小我的儿女情长与敦煌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三]
1600多年历史的莫高窟，至今保有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这些瑰宝不但面临着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与日俱增的游客更会对窟内的彩塑和壁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樊锦诗心里着急，[A]“莫高窟是人类的无价之宝，万一有闪失，我们就是罪人。”于是樊锦诗萌生了一个想法：通过数字化手段，让敦煌石窟得以“永生” 。2014年“数字敦煌”上线，游客在电脑前就可以看到莫高窟的清晰全景，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这是樊锦诗带领着莫高窟人，用12年的时间，在戈壁上创造的奇迹。那时，樊锦诗已经快80岁了。
樊锦诗原本是内向、柔弱的性格。然而现在她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正是这样的个性，让她在商业化洪流中第二次挽救了敦煌。彼时，敦煌方面有意对莫高窟进行商业开发，甚至提出了上市打算， 要将莫高窟变成地方的摇钱树。一旦将文物牵扯入利益纠葛， 壁画保护将难以为继。樊锦诗反应迅速，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她率领同事，北京、兰州两头跑。一次次耐心讲解，一次次据理力争，终于停止了莫高窟商业化的脚步。她欣慰地说： [B]“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四]
[C]57年，樊锦诗在黄沙里，在碧空下，守护着敦煌。数年前，樊锦诗与双胞胎姐姐会面。姐妹二人站在一起，姐姐似比她耍年轻许多。樊锦诗身着素衣，眉目间已满是风沙吹过的沧桑。
“心里可有心酸不平？”
“无怨无悔。”樊锦诗回答。
(摘自《我心归处是敦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