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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遗产制。……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李超之死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李超们”新生的出路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