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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一】
传统训诂学中有一种训诂条例名为“反义相训”，训诂学习惯称为“反训”，顾名思义，即用相反的意思进行训释。传统训诂学所称反训词，有两种基本形式：其一，反义词相训。如：《尔雅·释诂》：“落，始也。”又“乱，治也。”《方言》卷二：“苦，快也。”其二，同一个词，可以用一对反义词来分别解释。例如：《尔雅·释诂》：“徂，往也。”又：“徂，存也。”
最早发现这一现象，并加以解释的是晋代训诂学家郭璞，他在给《尔雅》和《方言》作注时提出了“义相反而兼通”“诂训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训义之反覆用之”的说法，但郭璞本人并没有把“反”和“训”连在一起作为一个专门术语使用。后来，在传统训诂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经过历代学者的推演抽绎，直到清代的陈玉澍，才把“相反为训”作为《尔雅》的一种训释条例提了出来。自此以后，反训成了训诂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学者对反训争论的焦点，一是认为反训是一种训诂法则，即以反义词互相训释；二是认为反训是指一个词具有两种相反的意义；第三种意见则否定前两种看法，认为反训一说不科学，不可信。
(选自左林霞《反训性质探究》)
【文段二】
“反训”是怎样产生的？清代王念孙曾指出：“‘敛’为欲而又为与，‘贷’为借而又为与，‘禀’为受而又为与，义有相反而实相因者，皆此类也。”(《广雅疏证·卷三下》)他认为一词正反两训是词义引申分化的结果。由词义引申而产生“反训”，这是凡认为有“反训词”存在的学者都承认的。那么，为什么一个词会因引申而产生正反两义呢？董璠认为：“反训是肇于思想之矛盾也。”张舜辉认为，“反训”说明古人用字时运用了“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原理。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指出：“相反为训是由反正的引申造成的，它反映了古人对事物发展过程的一种哲理性认识。”对这种观点，有学者提出了异议。蒋绍愚指出：“把‘反训’作为词义发展的一种规律，认为一个词有甲义就可能根据‘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法则而产生与之相反的乙义，这种看法不符合语言发展实际，也不合乎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本质。”他认为，只有“一个词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引申”，而“引申的结果恰好是两义相反”，才形成“反训”，或者一个词在使用中由于表示施受关系不同而形成两个相反的意义。
很多学者认为，“反训”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假借。董璠最先明确指出假借是“反训”的重要来源：“惟是反训之字，自本义引申者半，自音变假借者半。”对此，另一些学者不以为然。齐佩瑢论“反训”时专列“不晓同音假借而误以为反训者”一项，认为“同音假借，义偶相反”，本是二词二义，与“反训”无关。林仲湘、林菁、蒋绍愚等人都认为，一个词的固有义与假借义相反，这不是反训，而是两个词的意义相反。这一观点，目前基本上得到学术界认可。
另外，董璠、徐世荣认为隐讳、反语、词类活用以至文字讹误等也可以造成“反训”，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大体都不是词汇现象。
(选自杨荣祥《“反训”研究综述》)
【文段三】
认为一词不可能同时义兼正反，如果义兼正反，将不利于交际。这个问题伍铁平先生已著文作了有说服力的回答。他说：“词在运用时，始终出现在一定的上下文中，这上下文可以确定它在什么场合用于什么意义，这一点使多义词(包括含有相反二义的多义词)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造成交际上的混乱。”伍先生专攻普通语言学，他引用了好些外国语言学家的话，我们实在无更多的话可说。他先发表了《论反义词同源和一词兼有相反二义》，接着又发表了《再论反义词同源和一词兼有相反二义》，后又将此二文的内容加以修订，收入《模糊语言学》一书。他的主要着力点都是维护“反训”的说法无误。他引古汉语反义词同源的例词只用古音通转来证明，不无可议之处，但引多国语言来证反义同词则是无可非议的。
不赞同一词可兼正反二义的学者，又一个词一个词地否定其义兼正反的性质。这项工作对于廓清对一些词的模糊认识是有好处的，但不能证明反义词现象全不存在。且不说那些否定是不是能得到人们的同意，就说那么多义兼正反的词，你能一个个否定得了吗？你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吗？这些词有多少？尚无确切统计。董璠的《反训纂例》约100例，徐世荣说他搜集了500例，王宁先生对“反训”持审慎态度，据她统计，“真正够格”反义同词的例子“连一百个也不到”。不到100，也有八十九十，要想一一否定，是太困难了。
(选自张幼军《反训与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