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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士人的苏轼，为何要躬耕？倘若细究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因缘。
苏轼是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任黄州团练副使之职贬居黄州的。谪黄之初的经济状况，何忠礼先生做过专门的研究。何先生说，检校官为非正式任命的加官，而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实乃贬官的代名词。作为加官，是没有俸禄的，仅有一些额外收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这一虚衔没有现金收入，唯一福利就是可以得到一些官酒，喝完酒之后，卖掉酒囊可得些许现金。至于团练副使是否有收入，历来众说纷纭。困境的另一方面来源于家庭成员众多。苏轼到黄州后不久，一家老小在苏辙的护送下也来到黄州。其家庭人口数量，虽比不过富家巨室，然有二十余口。正因为收入锐减，加之食口又多，“平生未尝作活计”的苏轼，在以前阔绰的时候，“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今“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
苏轼内心一直存在着归隐躬耕的夙愿，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而已。早在熙宁年间倅杭时期，他就曾经萌生过此种念头。《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诗中有“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的表达。“五亩宅”即孟子笔下的“五亩之宅”，是古代农耕的一种理想模式。苏轼当时希望能够得到五亩宅地，表明他归隐躬耕的愿望早就存在，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被贬黄州之后，苏轼的处境变得艰难，他试图借助陶渊明来宽慰自己，经常口诵手抄渊明诗文。不过，陶渊明虽然归隐之后生活也较为艰难，但毕竟有自己的田产，而苏轼仅是一员迁客。后来，好友马梦得深知他处境的艰难及内心的夙愿，出手相助，给他谋得一大片荒地。苏轼苦盼的机会终于来临，他绝无推辞的理由。
苏轼所得之地，在离黄州府治东边不远的东坡。“东坡”这个名称，注定在苏轼的思想深处要撞击出悠远的历史回音，因为苏轼的偶像白居易被贬忠州后，曾在东坡经营，且东坡有文化美名。在古代士人中，苏轼极为仰慕陶渊明和白居易。若言志向及经历，苏轼更接近白居易，而非陶渊明。白居易本有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因政治而遭贬。在被贬忠州前，他已是声名远扬；被贬之后，能够随遇而安，抱持积极的生活态度。就此而言，白居易非常契合苏轼。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学陶渊明难，学白乐天易。因为陶渊明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而白居易要容易学得多，毕竟他更有人间烟火味。苏轼正是将白居易作为小目标、将陶渊明作为大目标来对待的。苏公在黄州，正与白公在忠州相似。忠州东坡与黄州东坡，虽地隔千里，但文化机缘一线牵。苏轼追慕白居易，向往其东坡生活，爱屋及乌，黄州的东坡，也就成为他理想的栖居之所。文化机缘虽非苏轼躬耕东坡的决定性因素，倘若换成南坝西沟北陂之类，处境艰难且长期有躬耕心愿的苏轼也会前往耕种，但是否能像在东坡躬耕这样干劲十足、意兴盎然，还真得打个问号。因此，文化机缘给苏轼欣然前往东坡耕种，应该带来了一定的精神加持。
(摘编自王兆鹏、陈朝鲜《论苏轼躬耕东坡的原因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