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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五四一代新文学家中，像周氏兄弟那样学养丰厚的，并不少见；问题是，三四十年代以后，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更强调“生活积累”而不是“文化修养”。这里有家庭经济及教育水平的限制，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五四新文化思潮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判，使得以“进步”自居的后生小子，往往低估了祖先的智慧与才华。不能说没读书，也并非真的把线装书统统扔进茅坑，而是以西方文化剪裁中国文化的大思路，使得作家们普遍对传统中国缺乏信心与兴趣。
金庸曾直截了当地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章回小说的结构方式、简洁高雅的文学语言、再加上描写的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小说中体现的又是国人乐于接受的价值观念，金庸的武侠小说于是流及四方。
具体到对武侠小说的评价，新旧文学家更是如同水火。这里必须将近在眼前的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考虑在内。郑振铎称“‘新人们’，是竭了全力来和这一类谬误的有毒的武侠思想作战的”，原因是义和团的降神仪式及“刀枪不入”记忆犹新，不由人不对其“使强者盲动以自戕，弱者不动以待变”保持高度警惕。同样将关于游侠的想象作为“民族性”来理解，金庸与郑振铎的态度截然相反。金庸称“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大力张扬处于民间的，反正统的游侠精神，在金庸看来，符合现代人对于传统的选择与重构。
游侠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作家，会有截然不同的诠释；但这并不妨碍游侠对于中国文人的巨大感召力，不以武侠小说见长的张恨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有一段话值得关注：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张氏心目中理想的武侠小说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故将目光锁定在“四川的袍哥、两淮的帮会”上，老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大波》等，倒是以四川袍哥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其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借鉴，取艳情而非武侠。李君虽则对游侠精神、世俗生活以及民间帮派深有体会，却不曾跨越雅俗之门槛，介入武侠小说的写作。
游侠精神之值得关注，与武侠小说的发展前景，二者并不完全等同。金庸的成功，既是武侠小说的光荣，也给后来者提出巨大的挑战：武侠小说能否再往前走？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位。这自然没错，可还必须添上一句：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文类的潜力及预留空间的大小。从《三侠五义》到《笑傲江湖》，一百多年间，武侠小说迅速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溢恶，而此道又衰落”。金庸等人的崛起，又使得此“宋人话本正脉”再度接续，且大有发展余地。
或许，武侠小说的出路，取决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取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标新立异的主动)，以及对传统游侠诗文境界的吸取（注重精神与气质，而不只是打斗厮杀)。应该说，金庸已经这么做了，但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毕竟，对于史家与文人来说，游侠精神，是个极具挑战性且充满诱惑力的“永恒的话题”。
(节选自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