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版2022-2023学年高一上学期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2.5《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课时同步练习

西晋和东晋政权面临着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在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未曾铸造铜钱。但在民间，汉五铢钱和各种旧钱并行，且盗铸铜钱现象严重。这表明当时（ ）

有学者指出，门阀士族在汉末大乱中坚守儒家共同体信念，作为清流而身遭党锢；在五胡进入中原时，携带着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流入南方；在东晋面临北方强敌时力挽狂澜；在南朝以下勉上的浪潮中致力于重建新朝秩序。该学着意在强调阀士族（   ）

公元6世纪初期，地处今天河北、山西北部及内蒙地区的人口大量迁到今天的河南、陕西关中的农耕富饶之地。推动这次北方人口较大规模迁移的因素是（   ）

东晋时期，户籍内容日趋丰富，先祖的仕宦履历、起家官、联姻状况、嫡庶身份乃至某些诏书，无不登录其中，户籍保管也由此前的地方二级制变为多级制。这反映出东晋时期（   ）

《史记》记载，汉中期以前，江南“地广人希”，百姓“无积聚而多贫”；而《宋书》记载，南朝前期江南已经“地广野丰”，“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下图为中国古代某一历史时期形势示意图。与此图相适应的历史描述是（    ）

中国古人常用“膏腴”一词形容华美高贵的家族门第。少数民族王朝北魏沿袭魏、晋惯例，特别是在士族化风潮狂飙疾进的洛阳时代（494年至534年），“膏腴”由约定俗成的习语变成阀阅等级制度中固定的一级。这一现象（   ）

估税制是东晋南朝特有的一种税制。“估税”就是交易税，有文券的“输估”可称为“契税”，用于大宗或特定商品的交易，零星、分散、不立文券的经常发生的小额交易，称之为“散估税”。估税制的出现（   ）

下列对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评价，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项是（    ）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钱币的使用和地域不断扩大，谷帛的使用范围和地域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北朝实物经济的色彩却远比南朝浓厚，谷帛在流通领域十分盛行。据此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    ）

中国古人常用“膏腴”一词形容华美高贵的家族门第。少数民族王朝北魏沿袭魏、晋惯例，特别是在士族化风潮狂飙疾进的洛阳时代（494年至534年），“膏腴”由约定俗成的习语变成阀阅等级制度中固定的一级。这一现象（   ）

东晋时期，琅邪王氏家族位高权重，与皇室势均力敌。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材料主要说明东晋门阀政治（    ）

曹植由于出身高贵，故其少年时创作的诗赋，极富文采地描述了斗鸡走马、饮宴游乐的闲适生活；曹植成年后，曹操偶尔会带着他行军作战，故其青年时期作品中不乏慷慨激昂，渴望力挽狂澜，建功立业之作。对此理解最准确的是（   ）

汉魏时期，土地兼并成为长期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结合本民族的传统，实行了均田制，一度抑制了土地兼并。这说明少数民族的南下（   ）

东晋、南朝设置专门的侨州、侨县来安置各地的南迁移民。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等，侨州内总人口为96万，从北方南迁的侨民，约占了人口的1/6。由此可知，北民南迁 （ ）

“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从语意判断，该史料最可能出自（   ）

《魏书》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上文表明推动孝文帝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

据《南史》记载，南朝女棋手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徧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唐朝后宫设有寓教棋博士传授棋艺，史书上有安南国向皇后进贡“木钝象骨棋盘一面，象牙棋子一具”的记载。据此可知，当时（   ）

    材料　　皇甫隆，三国时期魏国人，嘉平年间（249—254年）任敦煌太守。敦煌地处西陲边地，农业生产较为落后。当地多沙地，碱性很大，宜于过水漫灌而不适于滀水灌溉。但当地农民往往“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结果水干后地块易板结，造成“谷收更少”。皇甫隆到任后，看到当地百姓仍在沿用原始的耕种方式，遂实地考察，因地制宜，亲自教农民采用楼耕法，推广薄水漫浇法。“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他还下令禁止当地妇女穿羊肠裙（用一整匹布做条裙子，如同羊肠一样盘结在身上，浪费且活动不方便），改穿中原地区流行的简易裙，由此，“西方（敦煌地区）以丰”。时人称赞其“勤恪爱惠，为下兴利”。

——摘编自魏明孔《曹魏对金城、河西地区的经营述论》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西汉建立后，“约法三章”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新的法令条文不断增加，形成《九章律》。汉武帝时，《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条”迅速增至359“章”，仅关于死罪的法律条文便有1000多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例汇编越编越多，《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三国魏初，沿用的“秦汉旧律”竟多达906卷，770余万字，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

魏晋时对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大量行政法规被编辑为“令”，由具体行政部门掌握。改定的新律以刑法为主体，共20篇、620条、27600字，大大降低了官吏判案时任意引用法令条文的可能性。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新律不少条文突出上下尊卑，同罪而不同罚。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