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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抗战
常跃强
祖父常秀来，莘县名医，方圆百里有名声，乡亲们给我家大门上挂了一块黑漆大匾，匾上是四个金色的大字——“元化遗风”。
祖父认老理，尽忠不能尽孝，一直拖到我曾祖父去世，他才到莘县十八里铺区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我11岁那年，考上了十八里铺高小，从此与祖父住在一起，闲下来的时候，祖父经常给我讲当年抗战的事。
他说，1937年冬天，日本鬼子的飞机就到咱莘县狂轰滥炸，有一天上午，猛不丁地听见“嘎勾嘎勾”的枪响，原来是鬼子来了。那会儿啥也顾不上了，我背着你姑姑，你奶奶抱着你爹，就跟着大伙一块儿跑。你奶奶是小脚，本来就跑不快，还要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就更跑不快了。跑着跑着，鬼子渐渐撵上来了，你奶奶实在跑不动了，就对我说：“他爹，你跑吧！我跑不动了！就是死，我也跟娃死一块儿……”你奶奶说完，一下子就坐到路边的圪堰上了。你奶奶一说这，我也没法跑了，就在路边上停下了。
没多大会儿，日本鬼子就来了，几个鬼子拿刺刀对着我。说不害怕是假的，那会儿心“怦怦”地跳，也不知道怎么好了。这时候，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鬼子的军官和一个汉奸翻译官就过来了。他们一停下，那个汉奸翻译官就用日本话，叽里哇啦地跟日本鬼子军官说话。也不知他说了什么，鬼子军官一摆手，那些鬼子们就都把刺刀放下了。
这一回有惊险，但好歹是把命保住了。
后来，他又给我讲了一个事：1939年2月，汉奸刘仙洲随同日军侵占了莘县，后来被日寇委任为莘县伪县长兼保安司令。八路军组织群众抗战，多次给日本鬼子和汉奸以沉重的打击。有的汉奸受了伤，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医治而死亡。有一个认识我祖父的姓李的汉奸区长向刘仙洲进言，说：“咱们这些彩号，如果让常秀来常先生给治，一个也死不了！”
其实，我这个名字，刘仙洲早就听说了，他说：“听说他有一种膏药，很神奇，能把打进身子里的枪子给拔出来，有这回事吗？”
“有，”那个汉奸区长说，“我亲眼见有人在他那里治好过！”
刘仙洲大喜，立刻让这个姓李的汉奸区长带上鸡鸭鱼肉和上好的点心，到咱家来了。他一见我就像报喜似的大呼小叫：“大叔大叔，刘司令请您去哩！大叔——！刘司令请你给他当医官去哩！”
俗话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我一看那个汉奸区长带着这么多礼物来，就警惕了。听了他的来意，我摇了摇头。此后任他好说歹说，我都不肯答应，最后他说：“人在曹营心在汉……当年关公保着二位皇嫂……末了，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不是又回到刘皇叔那里了吗！你别顾虑太多……”
这在当时是最典型的汉奸理论！我哪能听得进他这一套呀！于是我坚决地说：“回去告诉你们刘司令，就说常秀来伺候不了！”
那个汉奸区长见我如此决绝，只好带上东西悻悻然走了。
宋雪峰是莘县城南共产党的地下敌工站站长，跟我关系不错。有一天他让人来给我送信，说是内线人传过来话，我的那番话激怒了刘仙洲，刘仙洲要派汉奸兵来抓我哩！他让我出去避避风头。于是，我骑上我那辆破洋车子，就到张鲁去了。在那一待就是三个月，等风声过去之后才回来。
一个冬天的晚上，祖父问我：“十八里铺这里有个‘钉子’哩，你知道不？”
我说：“什么是‘钉子’呀？”
“‘钉子’就是日本鬼子在这儿安的炮楼呀。”
炮楼里边有一个小队的汉奸兵，小队长姓赵。有一天，他的宝贝儿子脖子后边生了一个“对口疮”。“对口疮”很厉害，弄不好要死人的。他知道我会看这种疮，跑到家来，说什么也要让我给他儿子治，赖在咱家里不走。当时我想，姓赵的虽然是汉奸，可他儿子还是个孩子，是无辜的。于是我就给他孩子疮口上敷上药，又给他孩子开了几副中药，那孩子的对口疮很快就好了。
没想到惹出了大麻烦，在炮楼里，那个赵队长请我喝酒时，突然非要我认他的儿子为干儿子不可，还说请一个算命先生给算过命了，说这孩子得认一个姓常的为干爹，才能保这孩子一生平安！
回来后，我把这事给宋雪峰站长汇报了，老宋说：“好啊！炮楼里正没有咱们的人哩！……你呀，干亲尽管认，看能不能做一做姓赵的策反工作，若是把他争取过来，那对我们的抗战工作就太有利了。”
有了党组织的支持，我打消了顾虑，就开始跟赵队长热乎起来了。
1944年8月1日，八路军攻打莘县，刘仙洲被俘虏了，莘县解放了，可是十八里铺的“钉子”并没有拔掉。如果强攻，一定会死伤很多人。为了避免牺牲，敌工站站长宋雪峰找到我，让我进炮楼去当“说客”，说服赵队长投降。老宋一说，我就应下了。凭着与赵队长的交情，再晓以利害，终于使他在第二天就献出了炮楼。自此，莘县全境解放。
作为民主人士，解放后，祖父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当选为莘县人大代表和莘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宋雪峰解放后在北京气象站工作……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