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日益广泛地进入中国。1858年，王韬就已经认识到“中法不如西法之密”。官方层面的条约签订、外交往来等等，需要以西洋历法作为重要参照，都在一定层面上扩展了西洋历法的使用范围。时人逐渐了解到西洋历法之精髓，此前对西洋历法鄙弃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方维规所说：“由于时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感受到西方在许多方面确实胜于中国，便逐渐对西洋事物怀有一种崇敬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历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摘编自朱文哲《西历·国历·公历：近代中国的历法“正名”》
材料二：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下辖的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区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后改南京时间）、陇蜀时区（全面抗战后改重庆时间）、回藏时区（后改新藏时间）、长白时区、昆仑时区等五个时区，标志近代中国自动、自主地加入全球标准时区制度的行列。但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改中原时间为东京时间，五时区制的实施效果颇为有限。……标准时间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和变化，尽管与西方列强的扩张关系密切，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及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后，产生了对精确、统一的社会公共时间的需要。近代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中真切地体验到标准时间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