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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和发展,使其长期落后的局面得到扭转,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局限于某种文化类型,而是关涉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少数民族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具有特殊性,中国政府往往使用“边疆民族地区”概念,甚至采用“民族地区”指代“边疆地区”。随着国家由建设时期向发展时期转变,内外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边疆观念在适时调整,并在海洋边疆、高边疆、信息边疆等领域进行积极的实践探索。
——摘编自杨力源《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等阅读材料,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