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我们无意也无须夸大任何一部经典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作用，但对于“四书”这样的典而言，最为可怕的反倒不是“推明”和“阐扬”，而是“低估”和“歪曲”。
②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朱元璋删《孟子》”。明太祖朱元璋登上皇位之后，既不得不尊重“四书”在王朝政教体系中的经典地位，又 不惜动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对《孟子》中诸如“民贵君轻”“土芥寇仇”“独夫民贼”之类训诫共八十五条予以“删削”或“腰斩”，仅留下了一百七十余条供天下士子诵读。
③这一史实告诉我们，“四书” 不仅不是“养成奴性人格”的渊薮，其内在凝聚的“道”的能量，反而使其成了涵养士人节操、培植文化生命、唤起天道敬畏、制约皇权膨胀的肥沃土壤。
④换言之，在代表世俗权力的“势统”与代表天道信仰的“道统”的现实博弈中，“势统”要想获得其政权“合法性”，依旧不得不借助“道统”的加持和护佑——这是“道尊于势”的儒家价值理想自始至终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明证。从这一角度说，承载“道统”理想的“四书”之于元、明、清之际的中华文化，几乎可谓是虽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却足以“维系斯文于不坠”的定海神针和中流砥柱！
⑤我们固然可以批判皇权专制对圣贤经典的利用，使经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维护政权稳定的意识形态教条，但是，如果我们尚有基本理性，就绝不应该倒果为因，认定经典之所以被统治者利用，乃是因为其本身“有毒”！
⑥退一步说，即便经典真的“有毒”，那也应该是“药毒”，而非“病毒”。而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借经典以自重，不过是因为他们自知“有病”——中外各种专制制度无不自带“病毒”——所以要用一剂“祖传秘方”般的良药来“对症下药”，“以毒攻毒”。
⑦至少，他们要向民众展示一种姿态，表明自己是“奉天承运”“应天顺人”“尊道行道”的，绝不至于昏聩到“讳疾忌医”的地步，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愿意“刮骨疗毒”！
⑧遵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逻辑，拥有现代理性的我们，当然可以甚至必须对历代专制统治者的这些“美言”表示怀疑，但我们就算再怀疑，也不应该殃及无辜——我们不能因为说话者失信，就将“美言”或“经典”本身也一概否定。
⑨如果把经典比作良医，救死扶伤乃是其天职，对病患自当一视同仁，岂能因求医者有道德缺陷，就拒之门外，见死不救？又或者，岂能因恶人利用良医为自己治病，就认为这良医是庸医甚至恶医了呢？
⑩所以，经典被历代统治者利用，完全不损经典本身之价值，甚至恰是从反方向印证了其价值。同理，今天的人因为不明此理，而对经典妄下雌黄、极力诟病，除了证明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外，又于经典何伤呢？
材料二
①“四书”所建构的，是一个立足于“人道”去体察“天道”，并致力于将“天道”下贯于“人道”，再以“人道”去承载“天道”的精神“道场”和思想世界。
②更有意味的是，如果我们把“四书”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就会产生一种“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的“格式塔”效应。你会发现，宋儒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单独挑出来，使之与《论语》和《孟子》相绾合，实在是一种“再造经典”的创举和壮举。而使这四部经典有效且有机贯穿的，正是一个大写的“道”字！
③可以说，朱熹殚精竭虑以注“四书”，本身就是一个在“ “中逐渐“ “， 又借四书”以“ ”和“ “的精神探险，其心路历程之所以卓绝伟大，就在于他是站在整个民族的“精神巴别塔”上，以“人心”体察“天心”和“道心”，以“物理”求得“天理”和“道理”。
④所以，“四书” 的汇聚，绝不是简单的“文本叠加”，而是把《论语》中子贡所“不可得而闻也”的“性与天道”等“大哉问”，通过《大学》《中庸》和《孟子》的“义理诠释”进一步酝酿、发酵、激活，并最终产生了一种类似"核聚变反应”的神奇裂变。
⑤儒学，正是经过这样一种更具形而，上品格的“理学转型”，才终于能够上达“天道”，下启“人道”，实现了相对于先秦“轴心时代”的又一次“哲学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又几乎可谓是一部“究天人之际”、“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