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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已使人类进入影像时代，也使得影像成为21世纪人类历史记载的主要方式之一。这意味着，以影像书写历史正在成为现实。事实上，影像史学这个概念是新的，但影像与历史学结合的意识和历程是很古老的。就中国史学而言，司马迁针对田横门客慕义而死的悲壮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其中或许就包含了他对图像的历史记载功能的意识。左图右史的认知，至少在《新唐书·杨绾传》中就找到了文献支撑。郑樵《通志·图谱略》对图的历史记载和书写功能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揭示了图像之于历史记载和书写的价值。清代考据学的兴盛，让学者们对图像的价值认识更加深刻。章学诚在编撰《和州志》时进一步发展了郑樵的观点，提出“图像为无言之史”的论断。现代史学出现后，学者们一直比较重视图像证史的价值，这一点在王国维等人的研究中可以找到例子。
“影像史学”(Historiophoty)一词本是由“Historio”(历史)与“phot”（光)两个词根组成，是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1988年提出的新术语，用来表述“以影像来传达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见解”。在当下语境中，“影像史学”并非关于影像的历史学或者历史的影像化，而是在智能互联的媒体时代对历史认知开拓的新思维方式与新传播方法。“影像史学”中的影像主要包括影视剧、视频流媒体等多种视觉文化产品，可以通过自身的形象直观、感性充沛的表达方式，使历史变得直观达意、丰富立体。处于大众艺术传播高级阶段的影像，可以渗透与建构观众的经验常识，彰显特定记忆社群的文化价值，进而传播历史文化、建构历史记忆。
回溯影像史学的发展，我们会发现，20世纪以来以影像来记录、表达，甚至重述历史的实践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已经出现。但是，影像史学的公众化、普及化和碎片化转型却是在21世纪，是随着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而发生的。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媒体时代影像史学的“精英化”表达在新媒体时代出现了海量的“平民化”信息补充，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媒体解构，而这样一种补充或解构，并非由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或历史学研究者完成，而是由社交媒体平台和普通互联网用户来完成的。在传统媒体时代，影像史学大众化表达的话语逻辑由专业媒体工作者垄断；但在新媒体时代，普通受众与传统媒体时代的精英阶层或专业媒体工作者一样，掌握了历史记录、历史传播，甚至历史书写的权利。这是历史书写由“精英化”转向“平民化”的重要分水岭，其中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技术的演进功不可没。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影像史学”有特殊的“词汇”和“文法”。记忆可以作为“影像史学"的研究素材、研究路径与意识形态阐释。比如战争记忆，我们可以通过银幕上呈现的战争“实景”，探究当代的历史记忆如何变形与发展。通过“影像史学”的“独特词汇”——蒙太奇、长镜头、闪回、特写等影像语言，“独特文法”——议程设置、影像编码、受众解码等影像手法，对历史进行重新建构，即通过选择、编排、取舍历史素材，转换历史叙述主体与视角，构成对日常认知历史的一种“再叙述”，传达一定的价值观，进而影响甚至改变公众的历史记忆。影像史学特殊的“词汇”“文法”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而传统的文字记录往往只能体现在中观层面。在宏观层面，影像史学对历史书写与传播可以起到情绪渲染的作用；在微观层面，影像包括部分承载图像信息的器物，其对历史的再现功能可能体现在史书不曾关注的幽微之处。
对于古代史来说，由于史料主要是文字，因此书写形式也主要是文字。对于当代史来说，影像已经成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形式，所以历史书写也将越来越多表现为影像。那么，为什么今天史学工作者还没有完全感受到影像史学的巨大冲击，或者说对其没有足够的重视？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当代史的时间间隔还不够，尤其是21世纪还没有被史学界当作主要研究和书写的对象；二是史学界的成果发布和认定还没有承认影像这种形式；三是当前的史学工作者还不太擅长于用影像进行历史书写。也许未来史学界会承认历史纪录片作为学术成果，尤其当21世纪成为史学研究对象之后，影像作为历史证据的优点是非常显著的，但其前提是这些影像必须是真实的。
自古文以载道，而今“影亦载道”，当代历史记忆存续于影像这种“视觉共同体”中，某些影像也成为历史证据的表象，是当代社会书写历史的重要来源。但近年来部分作品对历史的追思怀旧出现了影像重构，产生了“滤镜认知”，银幕上“伪史”的诱导容易影响受众的历史认知，颠覆了“隔代”，特别是新生代的历史记忆，这种“影像伪史”的指向性谬误影响深远，需要引起警惕并加以批驳。在“后真相时代”，如何开掘历史资源，通过影像来传播和“证实”历史，非常重要。
(姜萌、陶赋雯等《历史的影像与影像中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