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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 卞之琳
“老先生”是从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城里来，在回屯留乡下的路上，偶尔在此打尖。拎了个小包裹，一个徒步的旅客，不知道是由于卷起了下幅的黑长袍呢，还是由于稳重的举止，却被店主人招呼成了“先生”——而且因为他嘴上已经留了一撮下垂的小胡子，
又加上了一个“老”。
其实他并不老，才四十二岁。
也还是遵照了他自己的出门哲学和他的天生特性，他穿了最朴素的衣装，带了最简单的行李，不愿泄漏他的真身份——邯郸城里晋泰钱庄的“管账”。
他用尽了心血，才终于攀上了这个尊贵的台阶，却不料建筑本身——这种山西人特长的传统钱庄业——会在战争里坍倒，在他更无异山崩。
他是山西人。这次是家里来的一点坏消息使得他心里空虚，脚里沉重，在兵荒马乱中，走上不保险的归程。
他和一般山西人一样，不喜欢吃鱼，可是比一般山西人更多一个离奇的解释：“鱼性浮，吃了鱼不会过安定日子。”
他对于吃，根本就不主张讲究，认为东西一到嘴里就看不见了。
认为衣服不如房屋坚固，他还认为衣服轻于房屋。他有余钱总先用以盖房子。
谁一进他“山国”里的老家，就可以看见窗格方方正正的，院子的石板也方方整整，因此房主人脸上嵌着的微笑也似乎方方整整。
可是他却并不如乡里人一样的满足于抱这一种主义：“一所房子，一缸酸菜，一个老婆。”认为这是懒惰哲学。
山、山、山，屋前屋后，山环山抱，他常认为是理想境界；可是他难得想到这里的优点在一定时候也就成了弱点。
这种时候确乎也难得来，感谢山西的得天独厚。
民国以来，到处岁无宁日，山西独免于杀伐，“老先生”常以此自庆自豪。
可是现在连山西也在动荡中了。
战争如水，无孔不入。
不但如此，平原如滩，被淹没固然容易；山地如礁石，受冲击却最剧烈。
正因为地险，山西为双方所必争，争了也难以解决。
正因为深藏，他本乡的村子被游击队用作了根据地，侵略者总要来碰它一下，哪怕结果还是弄得焦头烂额了回去。
正因为房子大，房子多，他的家屋游击队来借住过，那倒没有什么，日本兵也两番光顾了。
那可——啊，就是这个挖空了他精神的基础！
事先他倒不是毫无先见。土地最安全，他知道。
地是活的，地里可以长出东西来；地却是搬不动的，放在那里无法盗窃。
屯留是出名的地好，他在十年前就在和长治交界的较平坦的处所购置了六十亩。
每隔一年回家过年的时候，他总要绕道经过那里看一看，总是很高兴地看了苍黄的大地上那里的千行万行的青青麦色。
打仗了！
好！
让马蹄在那上面乱踩吧！
让车轮在那上面乱碾吧！
让炮弹在那上面挖几个坑吧！
可是才庆幸没有被路切过，他忽然听说地刚被从后方开到的一支部队占了一部分，修了大操场，接着又听说被重新打来的日本兵差不多占了全部，连带邻近的田地，把大操场扩大成了飞机场——“这是你们这些贱骨头的坟地！”他咒骂着。
还不要紧，落水的抓住了一块木片——“我还有钱！”
钱是垫脚石，依照他平素的意见，人是一样高矮的，而人有高矮，高矮就见于脚底下钱垫得厚薄。
可是他究竟保守性重，认为只有种在地里，钱才有稳定的生长。
甚至于要它生长，他都不着急，他只在乎抓住根。
钱本身确是一个根，包含了一切可能性。
钱里有土地，有房屋，有布匹，有酸菜，有醋，有老婆，有子孙…
可是钱却还有一样好处：可以是千行的鱼鳞瓦、万行的青麦苗，而不必就是瓦，就是麦！它是活的，而它又是摸得着的东西——根！
他还保存着三百元银币。
这是他过去财产的很小一部分。他一度悔恨当初没有多存些，还是怪人还年轻，向上心切。
可是终不虚在钱庄过了大半辈子，他总算学得了一点聪明：远在币制改革前好多年，他就窖藏了一批银元。
他慢慢精选了清一色民国三年造的“袁大头”。
他还记得清清楚楚，怎样在昏黄的灯前，搬过平滑的肥肥胖胖的袁世凯的侧面，放正了。
当他把它们一排排整齐的放进一间只许他自己用，平时总上锁的房间里炕角上方一块活动砖背后的墙腹内的时候，他兴奋得手都发抖了。
上一年，就是开仗那一年冬天，他回家的时候，他检阅过一次，一切无恙。
可是他始终连老婆、儿子都不让知道，因为不得不如此——为了安全。
现在一封信来把他召回来了，而且使他一路走来都觉得一脚高一脚低。
打仗以来，他们家屋驻过军，也两度到过日本兵，却没有被烧掉。他特别嘱咐在家的二儿子在信上详细报告他房子的情形，不放过一瓦一砖。
可是现在致命的信来了。最近，打扫房屋的时候，儿子报告说，他在那间特别室里，因为打蝎子打动了一块砖头。
拿起来一看。
外面似乎有打栓子或钉子而没有打得进的一点痕迹，再往墙里看去，那里是空的，不见什么东西。
除了另一只蝎子和两张团在一起的昭和十三年（先一年）三月份的旧日本报纸……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