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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城市已融入我的生命
初到北京，我对这座城市非常生疏。那时内城和外城的城楼和城墙都还完好，有轨电车就在几座城门之间穿行。电车的铃声悦耳而浑厚，从西直门高高的城门洞里穿越而过，一路响过西内大街，响过西四和西单——那时牌楼已没有了，只留下这永恒的名字供人凭吊——直抵天桥。城楼高耸，白云蓝天，北方萧瑟的秋风，凝重而庄严。电车进了城，两旁一例灰色的胡同，胡同里一例苍劲的古槐。一切都说明这城市的悠久。
这城市让我这个生长在温暖而潮湿的东南海滨的人感到了一种神秘。我知道它的历史，我只能遥遥地怀着几分敬意望着它，那时的北京对我来说的确是生疏的。我觉得它离我很远，不仅是离我南国的家乡的距离很远，也不仅是它作为辽金以来的故都与我此际所处的时空相隔绵邈， 还有一种心灵和情感的阻隔：那是灵动而飘逸的南方与古朴浑重的北方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反差所造成的心理阻隔。那时的北京，对我来说是遥远的。
我对北京从初来乍到的“生分”，到如今的亲切的认同，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北京接受了我，我也接受了北京。这包括它的语言、它的气候、它的居住、它的饮食、它的情调，都和我的生命密不可分。
以饮食为例，在北京住久了，在国内外也跑了不少地方，比来比去，北京的烤鸭和北京的涮羊肉还是最好，不谦虚地说，也还是天下第一。烤鸭的外焦里嫩，裹着吃的那蒸饼和甜面酱都是很有讲究的——我常感外地做的烤鸭总不对味。至于涮羊肉，羊肉的质量，那薄得纸般透明的羊肉片，还有它的作料，芝麻酱、韭菜花，普天下找不到那种地道的感觉，真的是，一出北京城，味道就变了。
老北京有很多食品是我所怀念的。最怀念天桥街边的卤煮火烧。记得是五十年代吧，去天桥看戏，在街边摊上吃卤煮火烧。昏黄的油灯、冒油的墩板、冒着热气的大海碗，使北京严寒的冬夜也变得充满了人间的温情。那气氛、那情调，现在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让人怀念的当然不只卤煮火烧这一端，还有北京的打卤面、羊杂碎汤，还有三分钱一只的大火烧。这些让人怀想的北京土产，是最本色、最接近平民的廉价食品，现在都找不到了。现今即使在郑重标出“老北京”的哪家食肆里发现它们的痕迹，那多半也是“搽了雪花膏”的，它们早已失去了那种粗放的、不加修饰的平民本色和传统韵味了。
在我的家乡，秀丽的闽江流过我的城市。那江水滋润着两岸的沃野，亚热带的花卉开得茂盛。福建是花乡，又是茶乡，茉莉花、白玉兰花，还有珠兰和含笑，这些都是熏花茶的原料。花多了，就缀满了妇女们的发间和衣襟。记得当年，母亲的发髻最美丽。那时母亲年轻，她每天都要用很多的时间梳理她的头发。梳毕上了头油，她总要用当日买到的新鲜茉莉花串成一个花环，围在她的发髻上。姐姐也是，她不梳发髻，那些花就缀上了她的旗袍的衣襟。这就是南方，南方有它的情调。而北方就不同了，北京带卷舌的儿化音，胡同里悠长的吆喝声，风铃叮当的宫殿下面夏日慵懒的亭午， 还有在凛冽的冰雪和漫天的风沙中挺立的松槐和白杨。南方的秀丽和北方的豪放，南方的温情和北方的坚定，南方的委婉和北方的强悍，其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差异，需要用极大的毅力和恒久的耐心去适应。幸运的是，我适应了并爱上了北京。
北京是一本读不尽的书。我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阅读它，也只是一种似是还非的懵懂。我生得晚，来不及赶上在北大红楼的教室里找一张书桌，也没能赶上用稚弱的声音参加民主广场上的呐喊。但我认定我是属于它的。百年前，巴黎和会所引发的抗议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那一场为维护民族尊严而展开的抗议运动，最终触及了对于文学乃至文化的变革，从而为中国在新世纪的再生写下了壮丽的篇章。这一切气贯长虹的思考和行动，就是生发在我如今处身其中的这座城市的。由此上溯，十九世纪末叶，也是在这座城市里，有了一次要求变革而爆发的维新运动。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惨痛的流血事件，康梁出走，六君子弃市，这一切，我都未曾亲历，却都是我幼小心灵上的一抹壮烈和绮丽。
后来，我从东南海滨风尘仆仆地赶来，在北大燕园的一角找到一片土，我把细小的根须伸向那片土，我吸取它的养分。我不能选择母亲，我却能选择我的精神家园。在半个世纪不长也不短的时间里，我朝夕呼吸着这座城市的气息。北海波光摇曳的湖面，留下了我的影子；东华门那条覆盖着丁香的御河边的林荫道，留下了我的足迹；居庸关险峻的隘口，天坛美轮美奂的穹顶下，都是我曾经流连的地方。北京以它的博大，以它的沉厚，以它的开阔，以它的悠远铸造了我，不，是再造了我！它在我多汁液的南方的性格中渗进了一份粗放、一份激烈、一份坚定。我曾说过，我只是一粒蒲公英的种子，我从遥远的东南海滨被命运的小女孩吹到了这干涸而寒冷的北方。这里濒临沙漠，然而，这里是无尽的原野，这里给了我一片土，给了我柔韧的枝条和伸往地层深处的长长的根须。
（取材于谢冕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