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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安市五校2022-2023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5月联考试题

作者UID:17982309
日期: 2024-11-09
月考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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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木结构是一绝,珍贵异常。木结构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斗拱、空间和屋架。

东大殿用的是高等级的七铺作斗拱,为全球现存唐代木建筑中的孤例。所谓铺作,是指构件一层一层往上垒。最底下的一层叫栌斗;上面垒两层,叫杪,杪是树梢的意思;再上面两层叫下昂或者英昂,落英缤纷的“英”。然后耍头在第六层,衬方头在第七层。数铺作有个小窍门,最简单的办法是数突出的部分,出两个头是杪,再出两个尖是昂,这是四层,然后再加三,即隐藏的第一、六、七层,就是七铺作。

宋代《营造法式》记载,出挑的斗拱从四铺作起,最高到八铺作。而八铺作斗拱在现存外檐铺作里未见。东大殿的“姊妹殿”,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建于8世纪,其斗拱是六铺作,缺少上面那一铺的下昂。

斗拱在古建筑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和转角铺作之分,而柱头与补间铺作的搭配则颇具时代感。比如清代太和殿斗拱很小,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清代叫作平身科)差别很小,排列密集,好像京剧里的龙套;再比如北宋少林初祖庵,补间铺作开始发达起来,和柱头铺作一起发挥作用,又有所不同,像是京剧《将相和》,两个角儿对唱;而东大殿柱头铺作是《定军山》,一个斗拱“挑大梁”。

木结构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空间。我们现在看到的东大殿大门,原来唐朝时不在此处,而是在内槽柱那儿。虽然梁先生当时对门的位置有怀疑,但是没有下定论。唐代进了门之后持灯、持香炉或持法器绕佛就可以算是拜佛,所以不需要跪拜空间,但是后世拜佛方式变为跪拜,需要更多空间,因此门后来就外移了。学者找到了三个证据,证明门曾经被移动过。第一,门外的柱础是完整的一圈,很漂亮,唐代匠人不会舍得用门槛把它压上,由此可证柱础建成时是完全暴露的,原来这个地方没有门,没有门槛。第二,殿内内槽的柱子上,跟阑额交接的交点之下都有曾经开出卯口,后来又用木头填充的痕迹。后来的学者,陈明达、柴泽俊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但是真正通过科研来推测大门移动年代的,是我的师弟、更年轻的学者张荣,他们团队从卯口塞的木头里取了一点木材样本,做了碳14分析,发现这个木材大概是元代的,证明很大可能是元代移动了大门,成果发表在张荣的《佛光寺东大殿建置沿革研究》中,第三个明显的证据,大殿北侧一根乳栿底面有曾经砌过墙的痕迹,通过这个可以判断原来这里有墙,梁先生在文章《唐招提寺金堂与中国唐代的建筑》中对比了佛光寺东大殿和唐招提寺金堂,他说二者风格很像,不同之处在于“佛光寺正殿正面的墙壁门窗位置在前檐柱的一线上,前面没有廊;金堂的位置在前金柱的一线上,在前面留出一道通长的廊子,使它的正面的效果和佛光寺正殿有显著的不同”,但从后世学者的研究看,两个初建时都有廊子,因此二者是不折不扣的“姊妹殿”。

木结构第三个要点是屋架。东大殿的结构是立柱一层、铺作(斗拱)一层,加平闇(吊顶),平闇上面是草架(屋架)。

屋架的核心要点在于有一对斜叉手顶着脊椽。梁先生上去看到叉手以后非常惊喜,“如获至宝”。叉手在古文献里有记载,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有一句话是“芝栭櫕罗以戢孴,枝樘杈枒而斜据”,“枝樘杈枒”在《营造法式》明确记载:“枝樘,梁上交木也,杈枒,柱而斜据其间也。今俗谓之叉手”,就长成东大殿叉手这个样子。但是梁先生之前看过的古建筑,从辽代一直到明清,所有的叉手中间会加一个小柱子——蜀柱,梁、林突然看到一个没有蜀柱的结构,异常惊喜,一是作为年代的佐证,二是感觉佛光寺东大殿特别符合“结构理性”的要求。

梁思成、林徽因历来提倡“结构理性主义”,林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说:“建筑上的美,是不能脱离合理的,有机能的,有作用的结构而独立。”这句话基本可以用来概括结构理性主义的精神。和结构理性主义相对的,是手法主义,用手法实现视觉的效果。正是基于对结构理性的极致要求,梁先生用“虚伪”二字点评东大殿的两个构件,就是内槽柱上阑额上补间的位置出了两跳华拱,没有实际的结构作用,看头一跳的根部可以看出来,是挂在上面的,没有完整地穿过泥道,里面内槽部分就没了,梁先生说它“在结构上实为不可恕之虚伪部分”。不过梁先生在测绘图里也标注了它是“全殿唯一虚伪结构”,可见东大殿的结构理性还是深得梁先生赞赏的。其实它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跟对面有实际作用的华拱对称,从装饰上看也有一定的必要性。

(摘编自刘畅《穿越时间的距离,跟随梁思成、林徽因探寻中国古代建筑》)

文学类阅读-单文本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雕塑上的烟云

肖复兴

一个艺术家和他所创作的作品之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就像一朵蒲公英,不知会飘落何处,然后撒下种子,在某一时刻突然绽放,有的随风凋谢,有的却在岁月里沉淀下来,如同经久不化的琥珀。如果不是历史的风云际会,让刘开渠和成都有了彼此终生难忘的邂逅,在成都的历史,乃至在中国的雕塑史上,会出现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雕塑吗?

1939年,刘开渠为王铭章塑像。他知道,台儿庄决战前,在残酷却关键的滕县战斗中,就是王铭章带领官兵和日军血战几个昼夜,最后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和几千名川军一起全部阵亡。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在他刚从法国归国不久,他已经为八十八师阵亡将士塑造过铜像。

抗战期间的雕塑,与和平年代的截然不同,与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时的更不一样。不仅材料匮乏,而且还要面临日军飞机的轰炸。那时,刘开渠点起炉火,亲自翻砂铸铜,开始他每一天的工作。他为王铭章将军塑造的是一个军人骑着战马的形象,战马嘶鸣,前蹄高高扬起,将军紧握缰绳,威风凛凛,怒发冲冠。他能够听得到那战马随将军一起发出的震天的吼叫,能够看得到将军和战马身旁的战火纷飞,还有的,便是炉火带风燃烧的呼呼响声,头顶飞机的轰鸣声,炸弹凭空而降的呼啸声。为他做模特的一位川军年轻士兵和为他做饭的女厨娘,先后被炸死。这让他愈发激愤在胸,欲罢不能。他想起,刚刚从法国归来时,鲁迅对他说:“过去只做菩萨,现在该是轮到做人像了。”他现在做的就是人,是一个代表着他自己,也代表着全中国不屈服的同胞的顶天立地的人。

如今,站在新都桂湖公园里的王铭章将军的塑像前,不禁让我想起另一位文人郁达夫,当看到刘开渠为八十八师阵亡将士所塑的雕像后,他激动地说:“比起那些卖野人头的雕塑师的滑稽来,相差得实在太远,远得几乎不能以言语来形容。一个是有良心的艺术品,一个是骗小孩子们的糖菩萨。”他高度:评价刘开渠:“他的雕刻,完全是他的整个人格的再现;力量是充足的,线条是遒劲的,表情是苦闷的……疏疏落落的几笔之中,真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我不知道写于1935年初的这篇文章,是不是中国美术史上关于刘开渠雕塑的第一篇评论,只是心想,如果郁达夫看到了眼前的这尊王铭章将军的塑像,不知又该怎样的激动呢。

王铭章将军的巍峨塑像,一下子让成都雾霾沉沉的天空明亮了许多。和西方拥有城市雕塑的传统完全不同,我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的雕塑,一般只在皇家的墓地和花园里或庙宇里,马踏飞燕、昭陵六骏、菩萨观音弥勒罗汉,曾经是我们的骄傲。刘开渠的这一尊塑像,是撒下的第一粒种子,不仅成为成都而且成为全国城市雕塑的发源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开渠并非只为成都立了这样一尊塑像。据我不完全的统计,刘开渠一生为成都做的城市塑像共有11尊,在这些雕像中,《无名英雄纪念碑》塑像最为有名。像高2米,底座3米,无名英雄为川军士兵的形象,雕像以川军幸存者——一个叫张朗轩的士兵为原型塑造,身穿短裤,脚踩草鞋,背挎大刀和斗笠,手持钢枪,俯身做冲锋状……

那天,我去瞻仰这尊无名英雄塑像,看见它身后的公园繁花似锦,身前的大街车水马龙,一览都市今日的喧嚣与繁华。塑像前挤满了停放的自行车,挤过去到那碑座前,看见上面刻有几行文字,大意为当年四川十五六人中就有一人上抗日前线,参军者共有三百多万,川军伤亡的将士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伤亡64万余人。看到这样的数字,再来看眼前的这尊塑像,似乎能够听到塑像的怦怦心跳,也能听见刘开渠的澎湃心音。

作为我国现代雕塑特别是城市雕塑的奠基人,刘开渠对成都的感情,让人感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李劼人故居开幕之前,成都派人进京找刘开渠,希望他能为李劼人塑像。看刘开渠垂垂老矣,再掂掂袋中不算丰厚的钱,生怕刘开渠婉辞。谁想刘开渠开口说道,没有问题,但我不能收一分钱。然后,他说起年轻时在法国留学期间的一件往事。当时,他和李劼人,还有成都籍的数学家魏时珍一起在那里求学。有一天,魏时珍病了,李劼人对魏时珍开玩笑说,你看你身体不好,到时候你病逝我为你写墓志铭。魏时珍不服气,与李劼人争辩起来,最后,刘开渠对他们两人说:我比你们两人年龄都小,还是最后由我来为你们塑像吧。如今,一语成谶,为李劼人塑像,便成了刘开渠义不容辞之事。

李劼人汉白玉的半身塑像,成为刘开渠对成都一生挥之不去的感情的最后见证。他在为成都雕塑,也在为自己雕塑。如今,他不在了,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他的雕塑还在。

(有删改)

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 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世之功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王遂胡服。

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忠无过罪,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循法无, 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节选自《战国策·武灵王平昼闲居》,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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