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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红楼梦》对小说传统的写法有了全面的突破与创新，它彻底地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和把握现实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他所遵循的创作原则。他首先批评了那些公式化、概念化、违反现实的创作倾向，认为这种创作远不如“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创作的作品“新鲜别致”，那些“大不近情，自相矛盾”之作，“竞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他既不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那种富贵之家的荒谬、虚弱及其离析、败落的趋势。他所写的人物打破了过去“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使古代小说人物塑造完成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红楼梦》又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它不像过去的小说居高临下地载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整部小说雄丽深邃又婉约缠绵，把中国古代小说从俗文学提升到雅文学的品位，成为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
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联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青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又由一僧一道携归青埂峰下，这在全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的结构。在这个神话世界的统摄之下，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小说着重叙述了宝黛爱情的产生、发展及其悲剧结局，同时，体现了贾府及整个社会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从爱情悲剧来看，贾府的盛衰是这个悲剧产生的典型环境；从贾府的盛衰方面看，贾府的衰败趋势促进了叛逆者爱情的滋生，叛逆者的爱情又给贾府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它的败落。这样全书三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
（摘编自齐裕焜《〈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材料二
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共塑造了六大高潮事件，即元妃省亲、宝玉挨打、祭宗祠开夜宴、抄检大观园、黛死钗嫁、贾府抄家。这六大高潮事件，相互衬托，互相辉映，共同成为《红楼梦》的有机组成部分，演绎着家族兴亡与宝黛情缘两条交叉主线上的故事。
《红楼梦》是一部描写贵族生活的巨制，兼及君王权贵和市井细民，所涉范围极广，共塑造出四五百个人物形象，像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和史湘云等人物，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文学史中的经典形象。
塑造人物形象有多种方法，但通过高湖事件凸显人物性格乃至定型人物性格，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为何这么说呢？因为高湖事件本身就是各种矛盾的集结点，而处在矛盾斗争中的人，情绪波动最大，言行最激烈，因此最容易凸显人物的主要性格。人物在小事件中的表现一般都差不多，但处在矛盾斗争的时候，则会尽显自己的本性。例如，宝玉挨打后，宝玉宁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本心，以此定型宝玉的“犟”；黛玉对宝玉毫不掩饰真情，以此定型黛玉的“真”；宝钗对宝玉有情却又刻意隐藏起来，以此定型宝钗的“稳”。再如在祭宗祠开夜宴中，小说刻意写了贾珍对皇家恩赏及乌进孝进租的态度，以此定型贾珍的“伪”；贾母对安享天伦的重视，以此定型贾母的“逸”。
质言之，《红楼梦》的高潮事件应具备人物形象的定型性这一特点，且应服务于小说主旨。这既是载夺诸多事件是否为高湖事件的必要条件，也是判断《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在处理高潮事件时，技法高低的又一标准。
（摘编自张明明《〈红楼梦>高潮艺术的叙事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