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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谈中国学案史而推祖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自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首倡，中经陈垣先生等史学大师认同，迄今已成史学界的共识。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朱熹是与孔子后先辉映的卓然大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儒学开派宗师而影响中国学术两千多年。朱熹则以理学泰斗集传统儒学之大成，并将其导入一个崭新的天地，从而与孔子并尊而有“朱子”之谓。
《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学说形成初期的一部学案体史籍。该书在南宋初叶问世，深深地植根于两宋间社会和学术的发展之中。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至北宋，犹如人之年过半百，老已冉冉而至。经历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王朝频繁更选，为防止这一衰老势头的加速，适应国家一统的需要，赵宋统治者提出了“一道德而同风俗”的课题。然而用什么样的学术思想来统一道德和风俗，在朝野人士中却产生了长期的争议。太祖、太宗至真宗间，儒、释、道三教势力跌经消长，渐趋合流。仁宗即位，推崇儒学，形成以儒学为主干，融佛、道为一体的基本格局。神宗熙宁、元丰间，程颢、程颐兄弟沿着周敦颐开辟的路径而行，与张载、邵雍诸人作同调之鸣。于是以“道学”为天下倡，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从而大大推进儒学自我更新的进程，最终演为阐发心性、义理之程颢学的新儒学，即道学，又称理学。
《伊洛渊源录》凡十四卷，全书以首倡道学的程颢、程颐为中心，上起北宋中叶周敦颐，下迄南宋绍兴初胡安国、尹焞，通过辑录二程及两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传记资料，据以勾勒出程氏道学的承传源流。
卷一所录为两大部分，一是《濂溪先生事状》，二是《遗事》。《事状》为朱熹撰，文成于乾道五年，专记周敦颐生平行事、学术好尚。《遗事》则以记述传主言论及他人称述为主，与《事状》浑然一体，相辅而行。所记凡十五条，分别取材自《程颐文集》、《程氏遗书》、邵伯温《易学辨惑》、吕本中《童蒙训》诸书。卷二、三载程颢传记资料，犹如卷一，亦作两部分。卷二为程颐撰《书明道先生行状后》、吕大临撰《哀词》、程颐撰《墓表》、陈恬撰《赞》。以上诸篇碑志传状合而为一，即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亦是《遗事》，凡二十七条，所录亦多系传主言论，体例与卷一略异者，则是关于材料来源，改正文称述为文后夹注。对所录有别本异文，亦于夹注中略加征引，并作必要考订。譬如《遗事》第八条记程颢与宋神宗论王安石学术一段，语出《程氏遗书》卷二，而《龟山语录》所载略异。朱熹于引述杨时书后，即考证：“恐当以《遗书》为正。”
就上述传记资料的构成而言，《伊洛渊源录》的编纂体例已甚明朗，归纳起来，主要是如下三条：第一，所录皆为两大部分，一为碑志传状，二为遗事，前者记行，后者记言，言行一体，相得益彰，遂成传主翔实的传记资料汇编。第二，所录资料，或取自官修史籍，或源于私家撰著，皆一一明注来源，以示求实可信。第三，凡有异文歧辞，皆于文末注明，并作必要考订，以明历史真相。一部《伊洛渊源录》除卷十四待访之二程诸门人外，全书以贯穿首尾的严整体例，立二程为中心，合百余年间住家专辑资料于一堂。
（节选自陈祖武《中国学案史》，有删改）
材料二：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学术、梳理学术发展脉络的传统，从先秦诸子论学延至明清，历代皆不乏名贤对前代或当代学术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
学案体作为我国古代学者记述学术发展史的特有编纂形式，是传统学术史研究的代表性史体和重要领域。学案体史籍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论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然而在《中国学案史》问世之前，尚未有一部对其演变源流做全面系统梳理的著作。《中国学案史》的研究和定论，在学术史研究领域开出一片新天地，创辟了学案史研究的规模，对于学术史学史的研究颇有拨云见日的启迪之功。
该书对学案体史籍源生发展的全程做了系统考察和整理，追源于先秦诸子对“百家之学”的论列，终结于20世纪“学案体史籍的余波”。于是纵向轨迹原原本本、始末详备。横向上则着力阐明各书的著述背景、作者学行、内容体例和学术价值，经过一番条分缕析，中国学案史的演进则已枝干清晰、朗然在目了。在陈先生的笔下，我们所看到的学案史，不再是一个个学案体史籍的孤立罗列，而是骨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一个灵动鲜活的有机整体。
《中国学案史》一书始终贯穿着作者考订辨析的问题意识，或表现于行文中随机而论，或辟出专题，集中处理，也有不少在个案研究中对具体问题的考证和纠谬。比如，第二章对《伊洛渊源录》成书时间的辨析等。周匝缜密的个案考订为宏观把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思想观点的讨论和辨析则有助于明辨是非，纠正学术史上一些成见的失误。
（节选自周少川《读陈祖武＜中国学案史＞：把握学术史脉络的拓荒之作》，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