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父亲的荣与辱
梁晓声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父亲积极报名随往。
父亲远赴外省之前,母亲与他几次发生口角——因为水泥。
我家住的是当年的俄国难民遗留的小房屋,已有三十几年历史了,地基下沉,门窗歪斜,早已失去了原貌。父亲早已开始用黄泥维修了。
某年父亲和泥抹房子时,母亲又一边帮他一边唠叨不休:“说过几次了,让你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水泥,怎么就那么难?”
父亲那时每每板起脸训母亲:“再说多少次也白说!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说得好听!那不等于偷吗?水泥是建筑行业的宝贵物资,而我是谁?……”
母亲也每每顶他:“说来听听,你是谁?你不就是十七岁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农民的儿子梁秉奎吗?”
父亲则又不高兴又蛮自豪地说:“不错,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中国领导阶级的一员!休想要我往家里带公家的东西,你那是怂恿我犯错误,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
父亲去往大西南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又与他闹得很不愉快,还是因为水泥。
母亲一边替他收拾东西一边嘟哝:“说走就走,一走还去往那么老远的省份,把这么个破家丢给我和孩子,叫我们往后怎么办?你看这炕沿、窗台,还有外屋那……”
父亲打断道:“还有外屋那锅台是不是?你就别叨叨了,饶了我行不行?我还是那句话,占公家便宜的事我肯定不干,因为我是领导阶级的一员,领导阶级得有领导阶级的样子!”
父母之间的不快,使父亲与我们临别前那一个晚上的家庭气氛沉闷又别扭。
我上初一那一年夏季,父亲自四川归来。
他带回了太多东西,肩挎一截粗竹筒,里面装的是十来份奖状;还背着一只不小的竹编背篓,里面装着白灰和水泥。
母亲心疼地说:“你中魔了?那是非往家带不可的东西吗?”
父亲说:“是啊,我要了你的心愿,用水泥把咱家窗台、锅台、炕沿抹得光光溜溜的,再把咱家屋子刷得白白的,也让你见识见识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干活的质量标准!”
母亲愣愣地看了父亲片刻,一转身,双手捂面无声而泣。
多年后,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是父亲所在单位从四川寄来的——一份“政治问题”审查结论书。父亲说几句日语,跟工友开玩笑说自己是从“伪满时期”过来的人,结果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他被派遣到一座山上独自看仓库,一年见不到几次人,那些白灰水泥就是他从废弃工地的废弃物中捡来的。看仓库的那些年,他用自己的钱到村里去买菜籽种菜,让山下的工地食堂派车上山拉走种出的菜。
1978年,我回哈尔滨探家时,又见到了父亲。他不仅是一个老头了,而且,分明还是一个自卑的老头了。似乎,不知从何时起,他那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领导阶级”之一员的光荣感、自豪感,被某种外力摧毁了,彻底瓦解了。为了使他开朗一点,起码不那么像个哑巴似的,我经常主动找些话题与他聊。
我曾问他:“爸,你曾是工人,工人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你觉得你真的领导过什么人吗?”
他沉默良久,才以低缓的语气回答:“我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凡是一个国家,哪能没有几种说法呢?有些事是不必较真的,太较真没意思。”
片刻,他又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份奖状,这就行了,是不是?”
我反而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工龄三十余年,退休后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六元。
三十余年间,他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钱,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元。
如今的退休工人,比如我的弟弟妹妹们,时常抱怨“那点儿”退休金太少,根本不够较宽松地来花,但比起父亲当年的四十几元退休金,委实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啊!
联想到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们,我不禁生出疼惜不已的敬意……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