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1 第5课 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与管理 同步练习

九品中正运行之初，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曰世，二曰状，三曰品。“世”指家世，“状”指政绩才能，“品”指言行品德。据此可知，当时的九品中正制（   ）

据研究，东汉时期能看出知识背景的公府属吏共120人，具体情况见表。这表明东汉时期（ ）                                                                                                                                                           

类别	通经达传的懦吏	能吏和文法吏	通黄老与尚玄虚之史	任侠、好武吏
人数	106	7	7	6
比重	88.3%	5.8%	5.8%	5%

注：有些属吏不是单一的知识背景，故统计时重复计算。

唐初，虽然个别商人通过纳赀等途径入仕，但这些途径并不被视为“正途”。唐代中后期，政府规定“三年内弃商专业”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表明唐后期（ ）

中国古代官员退休称为“致仕”，早期的官员退休并无法律上的硬性规定。唐代有关致仕的法规相继出台，对致仕的年龄、身体健康、待遇等方面做了限制和规定，宋代对到年龄不自请致仕的官员实行弹劾和处分。唐宋官员的致仕制度化有利于（ ）

明代设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给事中在乡试中充任考试官，会试、武举中任同考官，殿试时“掌科官充受卷官等执事官”。这一做法（   ）

清朝都察院为总的中央监察机构，除军机处外的在京衙门，都受科道稽察，六部、理藩院等还须接受双重稽察。地方上，提刑按察使司是地方最高级别的司法监察机构，督抚也兼有监察地方的职责。这反映出清朝（ ）

古代科举各级考试都由相应级别政府的主要首长主持。清代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考试的省学政，身份等于钦差，地位与总督巡抚平等；乡试正副主考均由皇帝任命，各省总督、巡抚为监临官，负责考场事务。这反映了科举考试（   ）

历史学家钱穆曾评价某项制度：“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层之存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向上…….”据此推断，该制度应为（   ）

隋唐科举制不问门第“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不论家庭出身和品级等第，只要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就能跻身官僚阶层。这样的选官制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士庶天隔”的九品中正制有天壤之别。据此可知，科举制（   ）

明代张居正创立“考成法”，规定评判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上述标准考核属吏，吏部以之考核抚按一级，朝廷以之考核吏部。据此可知，“考成法”（ ）

据记载，康熙年间，顺德曾有位百岁老人参考广东乡试，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赠给钱和布匹以示奖励；乾隆多次破制给老年考生“赏给举人”；道光时期，一位104岁的考生会试落榜，皇帝钦赐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衔。这一现象表明清代（ ）

唐宋时期，因上辈有功而获得入学、任官的待遇被称为“恩荫”。唐朝恩荫入仕者授官高升迁快，官至宰相级别的不下六七十人；而宋朝恩荫不仅授官低，而且升迁也远远慢于进士出身的官员。这一调整有利于（ ）

唐代科举下，学馆授课、考试均以儒家经典书籍为基础，首先保证学子领悟律法之精神。在策问这一环节中，也有关于律法的内容。学子们登科之后，将断狱之职纳入官员考课范围。唐政府此举旨在（ ）

唐代考课法规明确规定考核标准，即“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针对各个职位的具体工作而规定的具体要求，偏重在职才能的考察。由此可知，唐代官员考核制度（ ）

如表为古代中国不同时期对官员选拔与管理的规定。它反映了这三个时期（    ）

时期	概况
西周	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
秦朝	秦律中规定了考课原则——“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
唐朝	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六察中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

宋朝是科举承前启后的朝代，也是科举臻于成熟的朝代。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用考试的方法选官，汉代的察举也有。科举真正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开启了自由报名，在影响人才选拔的诸多因素中，家族门第开始后撤，个人才学得以前进。科举创立于隋唐，但是从宋朝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科举时代。科举开辟了一条向上的社会流动通道，个人可以通过读书应举获取功名，提升家族地位。科举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人群体不断扩大，他们构成了帝国更广阔的统治基础。科举还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择偶。在士族门阀政治的时代，选女婿看重的是门第。科举时代选女婿看重的科举成功，这叫“榜下择婿”。尽管近代以来，人们常常会责备科举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要承认科举曾经起过的种种正面作用。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古代历朝都把对官员的考课(考核)作为治国治吏的重要措施。唐朝时考课制度得到完善。唐朝考课标准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等。“四善”即德、慎、公、勤，是对全体官员的品德要求：“最”是对官员任职才能和工作绩效的要求，按官员职务与职责分为“二十七最”，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等。四品以下官员的考课由吏部考功司掌管，三品以上须报呈皇帝亲自裁决。所有官员每年都需行一小考，每三年或四年一大考，据“善”“最”综合考察分为三等九级，以等级定升降和赏罚。唐中期以后，考课渐流于形式。

——摘编自高元庆《中国古代官员政绩考课制度》等

材料二：鉴于政党分赃制带来行政动荡、效率低下、腐败盛行等问题，1883年美国国会颁布《美国文官法》，正式建立了以考绩制为核心的常任文官制度。该法规定：通过考试录用的文官实行常任制，由法律保障其职位；文官在政治上须保持中立，不得提供政治捐款；不受党派控制的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文官的考核。经过多年探索，美国文官考核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确立了职责一致、奖惩结合、公平对待的考核原则，强化对执职知识、工作速度、创造力、协调力等全面的考核，推进考核实施主体多元化等。

——摘编自王锦瑭《美国文官制的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