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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确能擦亮人心
铁凝
我一向觉得，为孩子写作或者描写孩子，是庄重且并不容易的事业，因为孩子虽小，写孩子的人却应有一颗足够大的心，那首先便是平等之心吧。
每当我在孩子跟前蹲下来，看着他们的眼睛对他们说话或者听他们说话，我常常发现那本不是屈尊俯就，让对方感到安全。相反，我总是想到，面前的孩子，他们何尝不是藏在我们灵魂里的巨人？我的写作最初是从儿童文学开始，多半因为那时我也刚从少年脱胎出来，自发的因素居多。我写过一点关于孩子的故事，但不等于我对他们的世界了然于胸。真正成人之后，当我再将笔触试探性地伸向孩子，除了坚信孩子的情感世界埋藏着许多大人以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宝藏，还缘于那些影响过我的中外儿童文学大家，他们的著作不仅带给我童年、少年无以替代的快乐，更奠定了我终生相信生活、相信爱的人生根基。尽管我在幼儿园拿起第一本书时，还是个不识字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幼儿园时代最愉快的时光就是听故事，其中特别吸引我的，是收音机里的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当时家里有一台苏联产的带唱机的电子管收音机，这收音机像许多苏联的产品一样，笨拙，庞大，足足占去一张矮腿饭桌。但也就因为它庞大得好似一间小房子，致使年幼的我以为孙敬修老爷爷每逢讲故事之前，都会把自己变小，然后钻进收音机里去。因此，每当孙敬修爷爷开讲时，我必定搬把小椅子把脸凑在收音机前，牢牢盯住发着淡黄色暖光的“收音房子”，这样可以一字不漏地把故事听细，说不定还能看见坐在里边的那位老人——我妄想着。母亲常为此笑我，她不明白听个故事为什么像要把收音机搂进怀里似的。对此我不作解释，我知道大人们听收音机时可以走来走去，手中也能忙些别的。大人轻视的，于孩子或许正在要紧处；大人不耐烦的，说不定恰是孩子百般认真对待的。我那种带有仪式感的听故事情态，一直延续到小学一年级。
我识字了，当我能够磕磕绊绊地把小人书每一页图画下面那简单的汉字读成句子时，心中的快乐无法形容。我忽然发现世界真大，而我也不渺小，因为我会阅读了，我就成了一个主动的人。我可以不再苦等收音机里每天固定的那一点故事时间，我在任何时候打开书，都能够同书中的故事直接交流。阅读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字，那一颗颗美丽的汉字多么神奇，它们牵着我的眼睛奔跑，如饥似渴的识字又不断带动着我的阅读。《克雷洛夫寓言》《没头脑和不高兴》《宝葫芦的秘密》《小布头奇遇记》《格林童话》，丰子恺的配字漫画，高尔基的《童年》和冰心的《小桔灯》……在父母忙于工作，没有更宽裕的时间关注孩子时，这些好书给我乐趣、宁静，激发我对人和世界的无边想象，让我知道了友谊、忠诚、勇敢这些词，开启着我心灵的诸多时间。
有人说小人书这种艺术形式至少影响过三代中国人。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小人书是我最初的文化启蒙和文明启蒙之一。我和我的同龄人，差不多都有过买小人书，在一分钱即可租到一本的书摊上看小人书，同学间互借小人书的经历。我们传看最多的有《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小兵张嘎》《青春之歌》《嘎达梅林》《江姐》《红嫂》《方志敏》《赵一曼》……至于和同学在读完同一本书之后讨论感想，更是我难忘的少年记忆。比如《江姐》，我和班里女生读过之后，被这位经受敌人各种酷刑，包括用尖利的竹签钉进十指，却为了理想至死不屈的女共产党员深深震撼和感动。我们也渴望当革命需要时像她那样无畏献身。我们讨论的是，敌人用刑时最好不要拿竹签钉进我们的指甲——哪怕就砍头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那个时代一个少年对信仰的诚实渴望，也有一个孩子本能的懦弱——害怕被竹签钉手指。
后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那几年的阅读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孙犁的《村歌》，还有盖达尔的《少年鼓手的命运》，施特里马特厚厚的长篇小说《丁柯》。我被丁柯这位德国乡村少年深深吸引，尽管看不懂书中那异国土改、新旧生活的复杂矛盾和纠结，但这些生活给主人公丁柯带来的巨大影响，丁柯充满期待、善意、迷惑、好奇以及淡淡惆怅的丰富内心，他和父亲、妹妹、朋友、村人的情感起伏，从始至终打动着我，使我第一次知道，一个孩子也能成就一本大书。那里有诚实、细腻的感情，有遥远的、但全人类的孩子都能会心的亲切对话和生活。
我要特别提到盖达尔的作品，当年在我家被大人遗漏的零星书籍中，有一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盖达尔选集》，草绿色封面，一尊盖达尔身穿军便服、左手捧着一本书的暗金色全身铜像印在封面上。这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作家脸朝读者微笑着，左脚迈出一小步，仿佛正向我们走来。我从这部选集中读到他的《少年鼓手的命运》《远方》等名篇。盖达尔笔下那些少年的命运强烈地牵动着我的心。我对作家笔下那些苦痛、压抑的背景尚没有更多能力理解，震动我的是身在其中的少年那温柔的向上情怀，那干净的向好心灵，他们有隐秘的无处倾诉的忧愁，因为向上和向好，那忧愁便也成为了动人心弦的力量。我读着盖达尔们，感谢他们的书抚慰了那个年代的我，那个有时感到无聊和茫然的我。好书确能擦亮人心，好书确能救人。
很久以后，当我成为一名作家之后，偶然读到鲁迅对盖达尔的评论，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为向国人引进盖达尔的作品做了大量努力。鲁迅在评论盖达尔的作品时鲜明提出了写儿童的书要使儿童认识到真实的生存环境，要培养儿童的好奇心，同时让他们自己也要求真。我想，这也就是盖达尔、施特里马特的作品当年那么强烈地打动我的重要缘由。他们诚实、平等，且无保留地相信少年读者们的判断力，他们情真意切地写出了生活的艰难和欢乐，生命的壮丽和坚韧，不回避笔下少年人的生存境况，发现并赞颂孩子们在经历着这一切之后的阳光、勇气、向善和自立的觉醒，他们的书就那么真实那么美。他们也获得了少年读者长久的信任，这信任不仅是相信书中的故事，还有对阅读本身不倦的依恋和爱。
走进孩子的心是不容易的，那里有溢满生机的憧憬，那需要一个成年人始终葆有成长的能力，或许才能如孩子那样，在生活的笑靥或泥泞中看见白云里有奔跑的鱼群，听见蒲公英在春风里的合唱。我在孩子面前蹲下来，对孩子说话或者听孩子说话，我感到当我试图看懂他们时，孩子也无时不在对我们幽微的内心作着极为细致的观察和判断。那时我常常想说，孩子，请带上你的阅读，也带上我和你一起成长。
”字。这个字极妙；左边是间屋子，里面悬有三个编钟——古来“三”即代表多也，所以那是一组编钟“象形”而不是“三张嘴”，因为下面是一个排箫，这分明表示是音乐合奏——合奏的第一原则就是“和”音，此古圣人之妙思也。（《和谐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