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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合 花
茹志娟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撂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哎!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
……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和通讯员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却是空空的。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向里“大姐、大嫂”地喊。一会儿门帘一挑,露出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我看她头上已硬翘翘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道歉,讪讪地开口借被子。被子拿出来,我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了。原来这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我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他绷着脸,垂着眼皮,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走出门不远,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后来她问我:“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说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地分铺在门板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了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炮响起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能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或是喂一点饭食。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做我的下手。
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他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作医生了,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他自己一下子扑在冒烟的手榴弹上……”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啊”了一声。我看见的是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低着头,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
(选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