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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自魏晋以来，随着儒学的式微和佛道的兴盛，人们逐渐普遍形成了不愿为师、不愿学习儒学的心态，及至韩愈、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社会上竟然出现了以向老师学习为耻的现象。何以如此？除去儒学式微和佛、道兴盛的影响，大概与中唐社会的官学多为科举之附庸息息相关。韩愈针对“自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业传经者，及于今则无闻矣”的现象，沿循先秦两汉儒家由学而知、学而从师的教育传统，力倡要学有所得就必须向老师求教。为此，韩愈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写出了著名的《师说》，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阐明从师求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柳宗元十分赞同韩愈的意见，也主张从师求学，认为如果不从师学习，就很难增进自己的才识和完善自我的德性，他以其切身的感受指出自学者虽有学习的主动性，但单靠个人的努力，缺乏良师的指教，往往只能悟得一鳞半爪，而不能得其要领。可以说，韩愈与柳宗元都强调从师求学。
但对于是否愿意为师，并敢为人师，韩愈与柳宗元的态度及做法有明显的不同。作为一位虔诚的孔孟信徒，韩愈为了恢复和弘扬儒学的道统，不但热切关注教育事业，而且敢为人师，乐为人师，热心奖掖后进。依韩愈之见，只要后学前来请教，做教师的就应该热心加以指导，勇于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尽管韩愈因“独有接后辈之名”而招致“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但他仍不改初衷。相形于韩愈，柳宗元则不愿任师，不愿与向他讨教的人公开建立师生关系，柳宗元明确表示自己的才能和勇气不如韩愈，所以始终都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但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不愿任师，并不意味推卸教育后学的责任。事实上，柳宗元把师道看得非常神圣，他所拒绝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师生关系，绝非要把真正虚心讨教的求学者拒于千里，柳宗元以为不用老师的名义，只要实际上能起到老师的作用则足矣。史籍记载：“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
韩愈生活在佛、道兴盛的年代，儒家学说受到佛、道严重的挑战。为了光大儒学学说，使之居于主导地位，韩愈张扬排佛挤老的旗帜，积极进行反对佛、道的思想斗争。他为了阻止佛教的流传，仿照佛教的传法世系，也替儒家制造了一个“道统”。韩愈认定自己的使命是接续孟子，由自己来把中断了近千年的儒学道统继承起来。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提倡学习儒家经典。柳宗元认为为师之道的目的在于培养既能“明道”又能“行道”的人才，即造就能对现实社会进行大胆改革、用仁政来治国安邦的人才。然而柳宗元所提倡的“道”并不纯粹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它还涵括老、庄、杨、墨、申等学说，乃至佛教学说的思想成分。柳宗元提倡博览群书，并非不讲先后主次。就读书次第而言，柳宗元强调先读六经，次读《论语》《孟子》，而后再读其他诸子百家之书及历史爱情。
关于为师的标准，韩愈与柳宗元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把能够“传道”或“明道”作为教师的首要素质。韩愈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从而提出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整个教育活动中，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在教育育活动中不能起到主导作用，不仅学生个体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疑惑得不到圆满解答，而且全社会也终将见不到德才兼备的人才，韩愈认为为社会培养人才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向国家举荐人才也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柳宗元的为师之道，虽然鼓励求学者从师学习，但极力主张把师生关系变成师友关系，充分肯定在学校教育之外所形成的师生关系，强调不论何种形式的教育活动都要视学生为主体，顺应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教师的教学方法要适应学习主体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助其发展，教师唯有充分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才能收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摘编自黄明喜《韩愈与柳宗元师道观之比较》）
材料二：
韩愈不仅亲自授徒讲学，还通过通信、交游、个别辅导等形式指导后学，他总结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留给后人的有《师说》《进学解》《符读书城南》等影响深远的专门论述教育的诗文。《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首篇专门论述教师的名作，韩愈在此文中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
韩愈在《师说》中论述了道与业的关系。韩愈所谓的道，指儒家之道；所谓业，指《诗》《书》等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道是儒家的基本思想，业是儒家经书。道与业二者之中，道为重，业为次，道比业更重要，而业是为道服务的。传道和授业是教师最主要的任务，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还有许多疑惑之处需要教师去解释，解惑就是教师的第三个任务，解惑是解释道和业中的惑，并不是脱离道和业去解其他无关的惑。
韩愈还认为师与生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说明学生不一定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师生之间存在着“道”的双向交流，这一师道观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这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确是难能可责的。
韩愈师道观的提出有其个人的、历史的原因。韩愈认为，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先觉传后觉、先知传后知的过程，教师闻道、受道在先，并在教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学生如果要学习仁义之道，就必须尊师重道。再者，他提倡师道的深层原因是当时唐朝国势和教育的衰败，佛、道宗教势力的膨胀，儒家的师道观日趋淡化，韩愈力挽狂澜于既倒，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就是力图通过提倡尊师重道，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重振儒家道统。
直至今天，韩愈的师道观思想仍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做的就是“法古而不泥古”，批判地继承传统教育思想，构筑我们现代的教育理念，培育具有现代思想的一代新人。
（摘编自王凤银《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