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世界哲学大会期间媒体发布的“中国民众最关注的十大哲学问题”里，有这样一条：人为什么要讲道德？
说来话长。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把生活中的人、事、物划分为“好的”或“坏的”，总是借助“善”与“恶”的视角来理解和评价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情形。道德的存在，帮助我们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较为合理的伦理秩序，以及较为长远的社会预期。这就是人类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来的生活状态。
几乎所有的伦理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生活有所经历和思考的普通人也会给出自己的答案。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当我们如此提问的时候，内心其实已经生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人可不可以不讲道德？”
提出后面这个问题并不会让人感到愉快，但它却必须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这不仅因为两个问题其实“一体两面”，更是因为它们共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即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结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相应的，“讲道德”成为人这种生灵不仅显著而且引以为豪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它构成了对人性本质的展示和呈现。
为了表明“讲道德”是人更愿意（或至少是经过教育和劝说之后更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伦理学家给出了许多论证方案。其中一种典型方案是，将“讲道德”与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以及人类生活的繁荣联系起来；通过描述和阐释道德对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关键作用而证明“讲道德”的必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崇高性论证”。
还有另一种论证方案，那就是“脆弱性论证”，它的着眼之处不是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或生活的繁荣，而是个人的生存、集体的维系或生活的延续。它的基本逻辑在于告诫人们：如果缺少道德，个体将无法继续生存，集体将分崩离析，整个人类生活将退回到“丛林状态”。原因在于，就个体而言，人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极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这种有限性与脆弱性，使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互相帮扶和约束的秩序，结成拥有一定规则的集体和社会，从而确保每位成员的安全与发展。
两种论证方案并非决然分隔，它们只是不同的、各有侧重的回答方式。对于许多影响深远的道德理论而言，其答案的内容往往兼而有之。毫无疑问，在一个思想偏好日趋多元、文明互动日趋频繁的现代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多的、更有价值的论证方案来回应这个问题，激发人们的思考，从而展现道德哲学的魅力。
（摘编自《人为什么要讲道德》）
材料二：
虽然现在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对道德底线崩溃现象的报道，不过，情况未必那么悲观。我认为，中国基本的道德基础还是有的。那么，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我认为需要检讨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道德问题上最基本的一些想法是有问题的。如果道德行为需要一些规范，这些规范一定要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可能说建立一个新道德就马上建立一个新道德。但是，中国社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不断的革命加上改革，老是在动荡中，或者老是在变动中，这就使得所有人都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可以变的，包括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一个现代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基本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都是传统的。我们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包括要有诚信、不要杀人、不要放火、不要偷盗，哪一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所以一个真正良性的现代社会，不在于形成一套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道德，而在于传统道德在现代生活当中有很好的维持。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我们要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新道德、新伦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当用比较有强度的、有基础的道德来制约市场经济发展，要使市场经济能够服从最基本的心理规范。资本主义追求的就是利润，市场经济必然唯利是图，不可能从市场经济的内部产生出不讲利润的道德。如果资本主义有道德，那么它一定是外在的东西，基本上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在人类千百年文明历史中所形成的基本道德规范。西方社会的道德，基本上是以基督教、天主教等为基础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产生道德，市场经济最大的动机就是追求利润。现在对我们道德冲击最大的不是集权主义，而是市场经济这匹脱缰的野马。
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单位是家庭。以家庭为中心，是一个比较能有效克制恶性个人主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道德主体承担单位，像西方那样，明确规定基本的道德主体承担单位就是赤裸裸的个人，然后大家在赤裸裸的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行为规范，这在中国社会是不适用的。因为儒家的基础和基督教的基础不一样，基督教不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赤裸裸的个人。如果我们要进行道德重建，首先要确定道德重建的主体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是把道德重建的全部重心放在重建家庭、保护家庭之上，如果连一个家庭都不能建立起来，我们谈亲情、谈同情、谈爱心都是空的，都是大话、废话。
与重视家庭、保护家庭最切近的是儒家传统。这方面有很多错误的看法需要澄清。比如，最近十年来，某些似乎很了解现代社会的人把“亲亲相隐”批得一塌糊涂。而事实上已经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订，就是明确引入“亲亲相隐”原则。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知道“亲亲相隐”在所有西方国家都是一个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对这个问题的考虑远比西方早而深刻，但现在西方做得比我们好。
（摘编自《以家庭作为道德重建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