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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佳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这句话理论内涵极其深刻，对我们增强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是否符合国情”，这是最具根本意义的条件和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我们的自信建立在对自己国情的深刻了解上，建立在自己真真切切的感受上，是有深厚实践基础的，故能有定力，故应坚定不移。
“是否有效管用”，这是个硬道理，直指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可取的唯一标准。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佳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
“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制度的价值体现，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的最终评判标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就在于我们党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
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应有这样的制度自信：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人都不能战胜的。
（节选自陈耀辉《我们的制度具有无穷力量》，《人民日报》）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指出，当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思想认识的人。一方面，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目的和归宿，同时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这就是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辨证统一，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新道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反对照抄照搬、思想僵化，强调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由此开辟出中国建设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践观点，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辨证统一，必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现实实践丰富多彩，不可能用整齐划一的理论和方案来套用和裁剪。同时，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必然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概括提炼、总结推广。从这个角度讲，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是根本一致的。实践是群众的实践，群众是实践着的群众，没有群众观点，就不可能真正有实践观点。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四个自信”，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要贯彻到改革发展实践的各方面。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有方法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该改的必须坚决改，但对有些不能改的，什么时候都坚决不改，等等。这就是坚定理论自信，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体现。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给我们提供的是科学指南而不是具体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如果没有发展，就脱离了时代和实践要求，生机就会停止，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也就谈不上坚持。因此。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近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创新理论成果。对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
（节选自戚义明《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国纪检监察报）
材料三：
自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从遥远的欧洲“盗来”思想火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就一直在深层次上决定着中国的发展节奏。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理解，促成了对中国国情及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正确认识。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下，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创设的这些条件的有机耦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
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中，在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持续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这项伟大而崭新的事业，接续照亮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大锅饭”变成“大包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一公有制转化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个个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凭借“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实践勇气，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改革开放实现了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回答了中国发展之问，回应了时代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现实命题。
（节选自关铭闻《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发四十周年》，《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