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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宋韵美学具有非唐的大国韵度。如果说唐代诗人的大量边塞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气度和多民族文化交融，那么，宋代艺术就不免刻意调低了此一音高，而以相对纯粹的中国品格凸显出来，它以婉约风格的宋词和经典色彩的天青色宋瓷为代表。又如果说唐人以气胜，那么宋人以韵胜。气更偏于自然，韵则偏于人化。不妨说，宋代文化终于脱胎换骨，形成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新内核，它具有某些内敛又优美的品格，这些品格具有极度向内搜求的特点。似乎，近世感的获得是不需要历史连续性的，这就使得向历史回溯失去了必要性和动力。质言之，唐宋之际发生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基础性的意义上，我们说它的大国韵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唐”的。
（摘编自张节末《论“宋韵”的美学向度》）
材料二：关于宋代文化的特点，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具体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点。傅乐成教授总结唐、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转向“单纯与收敛”，到了南宋，由于道统思想的确立，其“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坚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也就是说，宋代文化具有既单纯内敛又具有排他性的特点，这与刘子健的“内省说”有相同之处。宋代文化的确具有“内省”或“内敛”等特征，但如果作深入观察，也许可以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引导下，通过内省创造的所谓“宋型文化”，与“开放性”“复杂性”等特征并非对立。
与“四夷既服”、雄踞东亚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而在五代十国的近一个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就经常遭到西夏的侵扰；南渡后，更是只剩半壁江山。因此，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不过，宋人的忧患没有导致颓废，而是在忧患中内省，在内省中寻
找立身之本。邵雍说：“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这个“天人合一”便是宋人内省后形成的一种立身境界。范仲淹在内省中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乐观”，影响了整个宋代士人，至今依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内省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而是“致广大”，即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广博深厚、大气开放的气度。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就体现了这一点。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又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再如苏轼提出的“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与天地同在，无穷无尽，其广博大气世所罕见。
与唐人的粗犷雄放不同，宋人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不仅精细入微，而且他们的文化活动也达到了精细化的境界。宋代理学融儒、道、释三家思想于一体。在融汇过程中，宋代不同学派虽有各自的主张与立场，但均以儒家思想为主，汲取释、道两家的精华，融合成体大思精的理学体系，形成了宋代文化的大脑与灵魂。在这个大脑的指挥下，宋人的生活，宋代的文学、艺术、陶瓷、建筑等文化作品，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并于“尽精微”中，体现出丰富性与多元化。
“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宋人自身的修养，“极高明”是指人在立身处世时达到既高大又光明的精神境界；“道中庸”则指通达中庸之道，是通向“极高明”的一种修养途径。它保证了和而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也促进了“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的展开，犹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宋代文化意与韵的形成，离不开宋代“祖宗家法”的保障。宋代实施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又是以广大庶族即平民士人为基础的。反映在科举制度上，大量的庶族平民进入了政府的各级机构。其他一系列的“祖宗家法”又强化了士人经世济民的能量，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从多方面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自主、文化自断、文化自信的性格，造就了自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
宋代文化的意与韵，根植于其独到的理学即哲学。如果说，由各种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是一个人的骨骼支架，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人的血脉肌肤，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与灵魂，也是一个人的精神与信仰所在。宋人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善于内省，并在“祖宗家法”的保障下，个性得到了舒展和张扬，乃至通向“极高明”之境界。这是宋代文化更深层的意与韵，也是“致广大”与“尽精微”的根本所在。
（摘编自沈松勤《宋代文化的意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