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阅读Ⅰ；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就中国古代诗歌史而言，盛唐既是时段分期概念，也是由审美特质、体制艺术、代表作家等共同构成的诗学型范的概念。特别是经过宋元明清论者的阐发，盛唐逐渐凸显为诗歌史的黄金时代，盛唐之“盛”也具有了诗史价值判断的含义。
作为分期概念的盛唐，由严羽《沧浪诗话》较早提出，至明代高棅基本论定。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又说“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可知他心中的盛唐主要指开元、天宝诗坛。此后学者言及盛唐，基本重在开元、天宝，只是对盛唐的上限和下限的看法稍有出入。特别是对于开元以前的陈子昂，天宝以后活跃的韦应物、刘长卿等，以及杜甫在天宝末年至大历时期的创作等，有所争议，这些创作是否应纳入盛唐时期，引起了学者的思考。到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时，详细选定开元至大历初八十六人为盛唐，更加标举开元、天宝为“盛唐之盛者”。高棅对盛唐分期的看法相对客观，也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现当代学者论定盛唐所涵盖的范围，基本不出高棅的结论，而对盛唐分期的歧见也主要针对的是安史之乱后至大历初的归属问题。一方面如郭预衡、余恕诚仍然主张自开元至大历前划为盛唐。另一方面，从胡适到林庚、袁行霈，都主要把开元、天宝作为盛唐，并将天宝末至大历视为盛唐诗向中唐诗的过渡。后一种观点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在唐代历史上，政治社会之“盛”与诗歌创作之“盛”，这二者的时限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吻合。
盛唐诗学型范到底由哪些作家来体现，这是一个关键的论题。历代学者对盛唐诗歌典范的总结，实际也是基于他们对盛唐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认识。严羽推崇李白、杜甫，同时又称赏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我们今天一般说到盛唐诗人，首先就离不开这六家，其代表性和经典性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历来论者都认可杜甫为盛唐诗人，但又对杜诗超出唐诗主流风格的特质颇有体会，于是产生了对于盛唐之“正体”和“变体”的探讨。严羽已经注意到“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王世在《艺圃撷余》中进一步论及杜诗多有“变态”之处，说：“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终不失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丽句也。”可见，杜甫在盛唐主流风格之外，又具备独造之变体，这一现象历来就是古人所关心的问题。就杜甫的“不离盛唐”而言，我们看到盛唐概念的丰富性、包容性；就杜甫的“超出盛唐”而言，我们看到盛唐艺术规范的限度所在。于是，如何在唐诗史上安放杜甫的位置并评价杜甫前后期的创作，也成为探讨盛唐概念之时的题中之义。
（摘编自黄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盛唐概念》）
材料二：
杜甫一生，有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天盛世”中度过的，但绝大多数杜诗尤其是代表作，又是在755年安史之乱以后的十五年里所创作的。这就不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杜诗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他的乱世经历，而与“开天盛世”无关。实际上，一部杜诗，始终贯注着“盛唐气象”，杜甫安史之乱以后的伟大创作，既根本得益于“盛唐气象”的深远影响，更代表诗歌史上“盛唐气象”在李白之后的另一座高峰。
杜甫完整经历了“开天盛世”。尚在童稚时期，就领略到通都大邑的繁华；青年漫游，进一步饱览祖国山河的壮美；三十五岁后，他既与李白、高适等本朝第一流诗人过从，更得到从最高君主到各界名流的称扬。“忆昔开元全盛日”，这种盛世经历，是支撑杜诗取得巨大成就的生活基础。
杜甫也有高度的自信，他年轻时说自己：“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晚年还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的回忆，可见其自信的持久。
现存杜甫安史之乱前的作品虽少，但已充分体现出“盛唐气象”。他年轻时的《望岳》不仅写出泰山的雄伟，尤其反映出一个盛世青年诗人的壮心豪气。杜甫天宝中期进入长安求仕，诗中感慨个人遭遇、批判政治黑暗的内容增多了，但对于自己身为盛唐诗人胸襟气魄的书写，仍然激越震撼。《醉时歌》写自己和友人郑虔的病饮高歌，特别是“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的结尾，同样可见追步李白的盛唐精神。《兵车行》《丽人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等诗，虽以忧念时局为内容，但亦可见“盛唐气象”。
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弃官，踏上了一个无法预测的前途。但越是艰难苦恨，杜甫越是斗志昂扬。逗留秦州、同谷期间的有关名作，首先表现出“盛唐气象”的风神延续。杜甫经停秦州、同州时，安史之乱仍在迁延，而西疆又开始不稳。杜甫尤其在诗中表达其激扬的战斗意志。
唐代宗大历三年春，杜甫出峡，在流离老病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人生近暮，但杜甫仍关切四方十年的纷纷杀气，更愁望云山邈远的直北长安。杜甫太看重他生长于斯的盛唐时代，除了与其同生共死，几乎别无选择。他的《江汉》依旧有报效国家的盛唐壮心。
杜甫从来都是盛唐诗人，杜诗始终属于“盛唐气象”。中国诗史中的“盛唐气象”，伴随杜甫的永别，才真正走向终点。
（摘编自王树森《杜甫与盛唐气象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