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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北京的距离
我到北京的距离是一个晚上。头一天夜里从我居住的城市坐上火车，睡一觉，睁开眼时，到处都亮了，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城堡，呈现在天地旷野的正中央，浑身闪烁出圣洁的光芒。此时，我完全被唤醒了。
北京很大，这体现在距离上。我算过，从东土城到北京西站，差不多要一小时。这在我们那儿，是两座城市的距离。而在你尚未精确地计算出这个数字之前，往往就已经堵车。奇怪的是，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却感觉不到混乱。被堵住的车辆不会像别的地方那样四处泛滥，依然秩序井然地排着队。就如尼采所说，一切都是顺序，包括堵车，包括等待。
我时常会为北京担忧，我不知道如此漫长的等待会让北京的脚步该怎样疲惫拖沓。然而就在这等待中，你突然发现哪里又冒出了几座高楼。我想，在这等待中隐藏着某种力量，外人难以发现，北京自有其节奏，我这个旁观者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
在北京，我住得最多的地方是菜市口。傍晚时我喜欢在这里闲散地踱步，在夕阳的余晖中与一条条老胡同相随而行，穿过一个又一个朝代，从元、明、清延续到现在，现实与岁月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这是北京到北京的另一个距离。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其实不难找，沿菜市口大街西边往南走几十步，土坡上就是。我没想过要去，那里，但不知不觉地走近了，这让我感到意外。我感觉我已走进了一个世纪前的某个傍晚，这是我第一次走得离北京这样近，以无意的方式。这院子里现在居然还住着人，我看见煤炉里冒出的黑烟。我看着烟雾后面那个生炉子的大爷，他走过来了，蹒跚着，仿佛是从历史的幕后走过来的。
从里边出来，我看见门口有一棵树，不知是什么树，是那种可以一边落叶一边又同时长出树叶的树。我慢慢溜达着，老胡同里静极了，夜色突然变得很深。脚底下有了一点闷闷的回声。这才觉得，北京很大，也很深。
老舍茶馆也是我喜欢的。红色的门廊，眼睛被一盏一盏的红灯笼照着，一派朱红，中国红。那八仙桌，那靠背椅，却是别出心裁的黑。这样的红与黑，深厚、恒久。二三好友围坐一席，嘴里有吃的，耳里有听的，眼里有看的。一个个优雅细长的女子，穿着旗袍，仿佛正从清朝走来，在满座的宾客中来回斟茶。而你往这椅子上一坐，也成了这里的一种布景和效果。叫板的痛快，品茶的悠闲，完完全全的老北京的风韵。只有茶是不老的，杯中香气缭绕，台上余音绕梁。这座上闲情，已不是消遣，已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您呐，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
从北京到北京，还有一种距离，在一个人的仰望中。每次我这样仰望时，似乎是在观察一个距离更远的北京。太多的蓝图，太多的挖掘机和脚手架、脚手架上的小旗子，太阳在头顶上威严地移动，一群寂静地飞过的鸽子……
从理性的视角看，保存是必要的，拆也是必要的。一座永恒的经典性城市，每个时代都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价值。北京是古都，更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它也己不能老那样匍匐着。尽管许多人对北京拆老房子持否定态度，但有一个事实是谁都看得见的，北京的腰杆子迅速地硬起来了，它站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一个又一个的距离。北京正在获得它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高度。
去看鸟巢的那天，日光温暖。秋天，一些残叶正在凋零，更多的树叶则在等待被季节染红。在亲眼看到之前，它是我心中的一个悬念，一座古老的东方古都同21世纪有多远？只看了一眼，我一下放心了，大气！舒服！我看到了那些坦率地暴露在外的结构，那相互支撑的网络状的构架与中国传统的镂空手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与西方的大美被天衣无缝地铆接在一起。当我知道它被《泰晤士报》评为全球在建的最强悍工程时，我更加深信，美是无国界的，这是人类的建筑，人类的艺术。
偶尔，我会抬头瞅瞅天空，看见半天云里的脚手架，那是我到达不了的一个高度。这个充满了对速度和效率渴望的时代，有一股激越的力量在汹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正在血汗与泥浆中分娩的新北京，仿佛只属于咬紧牙关的生命和那些愿意为之竭尽全力的人。这是这个城市的真正骨骼。此时，我知道自己是多余的。我这样左顾右盼地走着时，发现我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人，是被这个时代和城市落下的一个人。
北京很大，但每一个北京人其实都活在某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他们安静地凝望，时间长了，会发现自己与这城市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那种生死不渝的维系，以及坚守下去的那份信心，是我这样一个匆匆过客难以理解的。北京仿佛是一个我行将抵达却又一直没有到达的城市。天才的卡夫卡早已替我描述出了那种最真切的感觉，北京是我远远就看得见的城堡，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它的方式。最后，我只能选择——离去。
每次离开北京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深深凝望。火车已经飞奔了很久，但仍未跑出北京。回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北京，再回头，我看见的是另一个北京。
（取材于陈启文发表于2008年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