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1日，在大洋彼岸，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女士去世。小语找到了迟子建2006年写的散文，想进一步了解聂华苓的传奇人生。
一个人和三个时代
迟子建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是聂华苓先生为她自传体新书《三生影像》撰写的序言。
我认识聂华苓先生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岁了。也就是说，我是先逢着她的枝叶，再追寻她的根的。2005年，国际写作计划邀请我去美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交流和访问。
门开后，聂华苓先生迎上来，A她轻盈秀丽，有一双顾盼生辉的眼睛，全不像八十岁的人了，她见了我们热情地拥抱，叫着：“你能平安到，太好了！”她爽朗的性格，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她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有一种丽人，在经过岁月的沧桑洗礼后，会呈现出一种从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辉的气质，她正是啊。应该说，我在爱荷华看到的聂华苓先生的“枝叶”，是经霜后粲然的红叶，沐浴着安详的阳光，风采灼灼。
华苓老师在苍茫暮色中，向我们讲述她经历过的那些不平凡的往事。
1940年，聂华苓初中毕业后，与两位女生，搭上一辆木炭车，踏上了去重庆的旅途。由于盘缠不足，加之战乱，旅途受阻，每天只能吃两个被她们称为 “炸弹”的硬馒头。辗转到了重庆后，聂华苓在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聂华苓坚实的外语基础，就是在那里打下的。在那里，她与六个性情相投的女孩子结为 “竹林七贤”。B她们在苦读的时候，也不忘到野外玩耍，“去橘林偷橘子，吃了还兜着走，再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
《三生影像》第一部分的插图，我最喜欢的，就是一群女学生站在稻田的照片。她们的花样年华既有着淑女气和书卷气，又透着股豪气和野气，真是迷人。
一九四八年底，她和王正路一起到了北平，结为夫妻。北平解放后，聂华苓和王正路离开故土，飞往台湾。
读《三生影像》的第二部时，我的心是压抑的。那座宝岛，带给我们的，不是风和日丽的人文景象，而是阴云笼罩的肃杀之气。
聂华苓到台湾后，赶上《自由中国》创刊，杂志社正缺一位负责文稿的编辑，爱好写作的她就应聘去了那里，赚钱贴补家用。这是一份政治色彩浓厚的刊物。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聂华苓，像这个阵地墙角一朵烂漫的小花，安静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经她之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以及余光中的诗，这些已成经典的作品，一篇篇地登场了。如果说《自由中国》是一匹藏青色的布的话，这些作品，无疑就是镶嵌在布边的流苏，使它多了份飘逸和俏丽。
一九五一年，聂华苓的弟弟汉仲在空军的一次例行飞行中失事身亡。一九六○年，她所供职的《自由中国》蒙难，家门外一直有特务徘徊，接着是母亲去世，而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无救”状态。此时的聂华苓，可以说是陷入了生命的低谷。但是命运仿佛格外眷顾这位聪明伶俐的女子，就在这个阴气沉沉的时刻，她生命中的曙光出现了。
如果说《三生影像》是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它的前两个乐章，在行云流水中，有着挥之不去的惆怅；可是到了最后的乐章，它却是明快的、热烈的、奔放的。
保罗•安格尔先生，在美国是一位与惠特曼齐名的著名诗人，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九六三年的台湾之行，会给他带来永生永世相守的人。在此之前，他们是一幅被撕裂了的山水画，各持半卷，没有气韵。直到他们连接在一起，这幅画才活了，变得生动。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聂华苓忽发奇想，为何不在爱荷华大学原有的写作工作坊之外，再创办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呢？一个为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计划，就这样诞生了。地球上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遭遇和生活际遇的作家，在其后的四十年间，以同一个目的，在爱荷华相遇了。
但作为中国人的聂华苓，对于身居海外仍然坚持用母语写作的她来说，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才是她魂牵梦系的。国际写作计划在四十年间，共邀请世界各地作家一千二百多位，其中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就占了一百多位。是她，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作家，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聂华苓于一九八七年退休，但聂华苓的目光，始终没有脱离她的“根”和“干”，她仍然积极地向国际写作计划推荐华文作家。
聂华苓说：“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 ——大陆、台湾、爱荷华。”这“三生”，其实也是她经历的三个不同时代。她在大陆度过了战乱中的童年和青年，在台湾经历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代。在国际写作计划如火如荼之时，美国也正陷入越战的泥沼，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对“根”和“干”的眷恋，对母语的不舍，还是使她这个定居美国的“外国人”，有着难言之痛。
像聂华苓这样经历过三个时代风雨洗礼，依然能够笑声朗朗的作家，实在不多见。二○○六年，我在香港遇见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他用了四个字来评价她：“风华绝代。”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