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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手架上
明前茶
19岁，小汪第一次攀上脚手架，成为一名外墙粉刷工。工头教会他的第一件事，不是怎样检查纵横交错的脚手架钢管是否卡紧，也不是怎样判断斑驳的老墙皮是否铲净，而是“不要朝人家窗里看”。
这支施工队承接的都是上海老楼翻新任务。楼里都住着人的。在粉刷工们准备扣好安全绳上脚手架之前，工头会召集晨会，最后通常会问那个千篇一律的问题：“大家说说看，为啥不能朝人家窗里打望?”
上了年纪的粉刷工一般会笑笑，年轻人则永远有话抢答：“看人家午饭有四菜一汤，怕自己流下羡慕的口水。”
“怕人家阿姨看中了我，非让我当上门女婿。”
最后这位自以为长得很帅的工人，头发立刻被哄笑的伙伴们抓乱了。工头也跟着笑旋即警告说：“城里不像乡下，邻居都不串门儿。咱站在窗外，盯着人家看，显得咱没有礼貌。如果因为这个，人家当面把窗帘拉上了，你心里也不是滋味，是不是?所以，别嫌我唠叨，咱上去以后盯着墙，别盯着窗。”
在脚手架上干了两年，小汪遇见过一位主动隔窗搭话的阿姨。阿姨递出一块抹布和一张团成球的报纸。让他接着。小汪正莫名其妙，阿媳热情地说：“小伙子，盼了三天。终于盼到你刷我家窗口了。我家好久没擦玻璃了，正好你站在脚手架上，帮我擦一下玻璃外面，好吗?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攀不上窗台了。”小汪这才知道，先用湿布擦过的玻璃窗，再用废报纸擦一遍，上面的水痕都不见了。他把整面窗户擦得锃亮，阿姨从窗子里递出一根冰棒来，让他解署。那根冰棒做成一角西瓜的样式，红的瓤，绿的皮，与小汪 15 岁前在奶奶家村口小卖部买到的冰棒一模一样。
那一刻，一股远离故园、远离少年时代的忧伤像晚潮一样涨了起来，它悄无声息地淹过了小汪的胸口， 令他心中浮漾着海藻一样柔软的惆怅：奶奶老了，而他自从外出谋生，一年中最多只有半个月能见到在农村种地的她。
多数时候，小汪的工作是枯燥重复的：铲去原先的墙皮，直至砖墙裸露，再上钢化防水腻子，等腻子完全吹干，再上两层有机硅涂料。因此，小汪他们要在一栋翻新老楼前的脚手架上至少待一个半月。
小汪喜欢这份工作，自由，可以边干活边哼歌。高温天里，工头会发高温补贴。那钱足够他们买卤菜、买啤酒。更重要的是，站在高处，有风。小汪喜欢在活儿干完后，逐层爬上脚手架，将那些急性子工友遗漏的地方一一用外墙涂料补好。他拖着长长的安全绳，踏着铺排在脚手架之间的竹蔑栈道往前走，紧张又细玫地检查每一处死角。
那个夏日，小汪在一座老楼七楼竹蔑栈道尽头的脚手架上坐了下来。此时，夕阳落在百米远的高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比高邮盛鸭蛋黄还要炽热的火红的光亮，仿佛兼具汗水的滋味与梦的光芒。
这时，他听到背后有人在焦虑地喊他：“师傅，小师傅!”他两手一撑，收腿回到竹笼栈道上，来到窗口问那住户：“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那是个20多岁的女生，她从窗子里递出一瓶矿泉水，说：“工作都有不如意，你要想开点，别往那危险的地方去。”突然，她留意到小汪腰上拴着安全绳，不锈钢安全扣就像拇指那么粗，不好意思地抱拳拱手：“恕姐姐多虑了。你没事就好。”
两人隔窗对谈起来。女生解释说，她有个比地小3岁多的弟弟，两年前也去了建筑工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弟弟给我发了 5000 块线的红包，嘱咐我，租房要租离公司近的，安全方便的街区。”女生眼中浮现出复杂的情绪。弟弟读书时就寡言，有什么压力都自已吞咽和消化。他出门打工这两年，给爸妈换了手机，给奶奶改了早厕，却始终不谈自己在外的生活条件与遭遇。这才是女生叫住小汪的理由——他看到了又高又瘦、微微驼背像极了自己弟弟的背影。
小汪一五一十跟女生说了粉刷工的生活，作为回报，女生跟他讲了自己做文员的经历。小汪笑着宽慰她：“你放心，脚手架上的工作也不错。你弟弟会有一起喝啤酒的兄弟的。”
那一刻，小汪竟然忘了工头“不要朝人家窗里看”的叮嘱，站在窗前，与同样远离家乡来大城市打拼的女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微风在他们的应答中一阵一阵地吹拂，舒奥极了。夕阳的斜光中，他们看到一只斑鸠飞上了脚手架，咕咕叫着。
这一天，是小汪觉得自己被这座城市部分接纳的时刻——踩在脚手架上微微弹动的脚感，斑鸠的叫声，矿泉水的清爽，还有窗里窗外犹如乡邻之间的坦诚交流，组成了一个乡村青年融入城市的晨昏线。
（选自《解放日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