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抓活鱼”，往常是对新闻人的要求。“活鱼”活灵活现，看着新鲜，读着够味。其实，在新的文学环境下，散文写作，也要善于“抓活鱼”。
素材要“活”。在一部手机行天下的时代，若文章标题、内容不新鲜，读者手指头一划拉就过去了。不仅新媒体如此，纸质期刊的读者常常也是打开封面，扫一眼目录，熟人的读一读，标题新颖的读一读，短一点的读一读，那些四平八稳的“陈年往事”，大多时候是被忽略的。
什么样的素材“活”呢？时下最新的，与读者最近的。比如每到过年时，按惯例都会发表一些与年节有关的散文。年年写，年年发，甚至十年二十年前的文章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恐怕说不过去，也看不过去。记得2019年春节前，我们一家从广州乘坐火车返乡探亲，在车厢里遇到一对在广东惠州打工的夫妻，一路走一路聊，聊的全是他们生活里的新鲜事。之后我写了一篇《火车上的见闻》，文章还入选了当年福建中考语文试卷。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有点可取之处，我猜测，“鲜活”是关键。
细节要“活”。如今读者越来越挑剔，也越来越难被感动。散文感动人，要靠细节。前几天，我读到作家尧山壁的《冀中故友（二章）》，颇有感触。众所周知，纪念类、回忆类文章很难写出新意，但此文中有这样几句：“师资力量可以挤出来，他本人也可以兼课，但教室、宿舍多一间也没有，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人都瘦了。他圆脸变成了长脸，不停地转磨磨，我在后面跟着。从校内转到校外，转着转着撞到一堵墙——槐南路小学。”真实、可信，生动、形象，把人物急切的样子写活了。
语言要“活”。“手机控”读者口味多样，散文的语言若还停留在过去的调子里，他们会觉得陈旧、不感兴趣。自然，不是说写散文要“网言网语”，一味迎合时兴的口味，能写得既“活”又“雅”，才见功力。这方面，汪曾祺是一个标杆。他的文学语言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有嚼头，而且俗不伤雅，有文化气息。
散文是贴近生活的文体，是生活凝结的晶莹露珠，随意采撷不来，要善于观察，善于等待，要舍得沉下身心。对于鲜活素材，不能只写皮相和表面，要深入他们的生活，发现故事，发掘细节，这样才能写得深入，读着自然，滴水清圆，耐人寻味。
一位作家说：“用审美熔炼世间万物、人间百态，铸成一把洞察时代生活、开启智慧人生的钥匙，散文才大有可观，大有可为。”一个“熔”，一个“铸”，都非轻易能够实现，必得千锤百炼，必得千磨万击。
（摘编自许锋《散文写作也要“抓活鱼”》）
材料二：
楚些（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稀释和反驳，抒情风格的散文渐渐
从中心位置上退出，进入新世纪之后，散文的叙事转向得以完成。从散文的传统来看，散文一直存在着多元博弈，而在今天的现实中，叙事散文的一家独大已经成为事实，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叙事转向的？散文对叙事的过度依赖是否会反过来侵害散文文体的兼容性？
耿立（散文家，诗人）：我不认为是叙事的转向，而是接通，接通了散文的正统或者真正的传统，中国的散文是史传传统，是以叙事为主的，血脉的上游是《左传》《史记》。原话记不得了，孙犁先生就曾表达过对抒情风格散文的不满。他说古代真正算得上抒情的散文很少，多的是叙事，是哲理。抒情风格散文的主流位置，是杨朔的作用，是当时人们精神的单一化、模式化的结果，是对古代散文和鲁迅、周作人现代散文传统截断的结果。
中国人的抒情文字主要是诗歌，我们的传统抒情的源头是《诗经》，和西方的史诗源头一比就显出来，他们的诗歌重叙事，我们重抒情。
我不担心所谓的散文对叙事的过度依赖是否会反过来侵害散文文体的兼容性。因为散文作者的内心追求和文字追求决定了散文的行文方式，人们抛弃那些抒情风格的散文，是因为那些散文本身的不争气和毛病，那些矫情伪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忸怩作态，这才是那种散文式样衰微的原因，但我不反对抒真情的文字。
楚些：您曾经主编年度最佳随笔选本多年，也曾就随笔体式写出专业的批评文章。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近二十年来叙事散文和随笔的创作曲线的？撇开西方的语境不谈，当代中国的随笔写作为散文提供了哪些可能性？
耿立：近二十年，叙事散文和随笔支撑了散文创作的实绩，它借鉴小说和电影的一些结构手法、叙事手法，丰富了散文的武器库。叙事散文，我看重的是现实叙事与历史叙事，这些叙事散文的在场感和共情，对底层生活和历史遮蔽的开掘，都是令人赞赏的。
但我更看重的是随笔。随笔应以智性的美为首选，她透视这个世间生命与自然的秘密，戳穿一切伪造的瞒和骗的把戏，裸露出人间的真诚，剥去伪饰的油彩，这才是随笔的深度和道义的所在。随笔给散文提供的是精神的依靠，是散文的精神气质。散文要向随笔学习趣味。小说如咖啡，刺激性大于随笔，随笔是下午茶，或者晚间好友随意谈心的点缀。有趣是随笔存在的理由之一，要力避无智和无趣。
（摘编自楚些、耿立《当下散文创作的几个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