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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国红色文艺,指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伴相生,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主要内容,集事件、人物和精神为一体的文艺体系。
红色文艺以其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与文化创造力,形塑着百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情感取向,进而激励着民众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与解放、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事业之中。《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旗谱》等战争题材的红色小说塑造了周大勇、杨子荣、朱老忠等人物,他们在艰苦卓绝的人民战争中,以忠勇坚韧的崇高品质,彰显出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进而引领了中国人民心系国家、志存高远的价值信念。《黄河大合唱》以振奋人心的歌词,豪迈激昂的旋律,诉说了中华民族的悲怆命运,鼓舞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奋勇向前的士气,张扬了中华民族刚毅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红色文艺将庄严崇高的理想信念与自信乐观的豪迈情怀,潜移默化地播撒在中国人心中,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建与文化人格的形塑。
红色文艺艺术化地投射着中国民众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化中的多元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广泛反映了百年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与群体生存样态。红色文艺记录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演变轨迹,呈现了中华民族破旧立新的现代化历程。农村题材的红色小说围绕着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等问题,展现了广大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革历程。
20世纪30年代,茅盾、叶紫、夏征农等创作的农村破产题材小说,揭示了“丰收成灾”、谷贱伤民的畸形社会现象,反映了广大农民在残酷的剥削下,饥寒交迫、哀哀无告的生存处境以及艰难觉醒、走向抗争的革命经历。40年代,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等创作的土改题材小说,显示了土改运动之于广大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意义,土改运动对农村生产关系的改造以及政治秩序的重建,使得广大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的重大进步。
红色文艺折射着百年来中国人丰富的文化生活方式,呈现着富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与民俗风情。赵树理创作的《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集中描绘了黄土高原的文化习俗,如“窑洞”民居方式、处置纠纷的“吃烙饼”仪式、“八音会”“求雨”等民俗事项,从中传达出农民对民主政权、现代革命的迫切追求意识。
红色文艺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美学经验,彰显了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红色文艺注重将古典通俗小说中的英雄传奇、才子佳人等叙事模式,创造性地转换到革命历史题材之中。《红旗谱》将家族复仇的传奇叙事嵌入阶级斗争的情节结构之中,从而彰显正必胜邪的革命伦理。《青春之歌》将两性结合的言情叙事嵌入革命性格的成长逻辑之中,从而强化知识分子的政治归属。红色文艺注重采用自然鲜活、清新明快的民间语言,描绘土乡土色、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从而契合人民大众的期待视野与审美习惯,张扬人民大众的审美主体性,进而符合人民大众通俗化、民族化的审美追求。诸如赵树理的“新评书体小说”、孙犁的“浪漫抒情小说”等,以鲜明的民间生活气息、地域文化色彩与民族审美形式,深刻影响广大民众的接受心理与审美趣味。
(摘编自赵学勇《百年中国红色文艺的文化精神及当代意义》)
材料二:
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创造。”由此可见,情感在文艺作品中的地位重要而独特。红色故事由血泪和汗水铸就,故事中天然地凝结着巨大的悲喜,隐藏着能够激发人们情感的“引线”。回顾讲述红色故事的文艺作品会发现,但凡优秀之作,无不散发着情感的温度。歌剧《白毛女》中有感天动地的父女情,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有生死相依的战友情。文艺作品中的红色故事,往往涉及党史、军史、国史中的重大史实,涉及革命先驱、党和国家领袖以及英模人物。过去一段时间里,不少创作者不敢放飞想象的翅膀,不愿打开人物的情感世界,把人物都塑造成了“光伟正”“高大全”,导致红色题材创作一度陷入人物脸谱化、故事程式化的怪圈,这样的作品自然难以引起读者、观众的兴趣。
虽然很多红色故事发生时的时空环境与今天大不相同,但任何年代,人们的情感诉求和情感经验总是相通的。通过为红色故事注入更多情感逻辑和情感力量,能够让故事更具张力,让人物更加丰满,让整个红色叙事更加逻辑自洽、令人信服,让严肃厚重的历史和抽象的价值观念走进普通百姓的内心。
历史与时代从来不能被分割,优秀的红色题材作品应当将红色历史置于现代语境下进行审视,用现代人的审美来讲述红色故事,这样才能给予现代人心灵的启迪和精神的鼓舞。电视剧《觉醒年代》将百年前相继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三件大事相互贯通,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历史人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置于同一时空环境中进行展示,并发起一场今人与上述历史人物的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今人从剧中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架起共情之桥,让今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
革命战争年代,英雄人物的一些超常的思想和行为往往难以被现代人所理解,如果文艺作品能对其进行合理解释,那么它对主流价值的表述和言说就更有说服力。比如,几十年前不同体裁的《江姐》,都侧重表现主人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近几年新创作的《江姐》则更加真实细腻,格外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实现对人物性格的深度开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深度叙事与大众情感逻辑的契合。
(摘编自包世琦《如何用文艺擦亮红色文化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