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衡量国民福祉的标准:保障国民的经济权利和经济安全。一战救济难题曾令美国蒙羞。“福利国家”的重负可能会压垮美国,这种恐惧感导致了1917年《战争风险法》的失败,财政支出被整整压缩了九成,从400亿直线下降到40亿。美国一战时470万军人的经济安全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正是大萧条后1933年华盛顿广场复转军人遭到武力镇压悲剧的缘由。二战难题再造美国复转军人福利体系。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必须保障复转军人的经济权利,尤其是在面临1575万军人退役大潮之际,1944年《复转军人调整法》就是危急时刻的共识立法。……作为新政时代的收官之作,1944年《复转军人调整法》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包容性、最全面的福利方案,这是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又一次深度渗透。政府为美国复转军人提供包括教育、培训、医疗、就业、失业救济、住房、创业、置地等项目在内的全面支持,不仅成功帮助千万年轻复转军人实现了自力更生,还刺激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堪称美国社会立法、社会政策的里程碑。
——摘自格伦·阿特休勒、司徒·布鲁明《复转军人调整法:一项复转军人新政》
材料二:为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将民政部的退役军人优抚安置职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军官转业安置职责,以及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有关职责整合,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摘自新华社2018年4月16日电《国务院新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