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更加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市民性社会或者也称市民社会,首先是基于新市民阶层的基础之上……为此它需要特定的机制:市场、批判性的舆论、拥有宪法和议会的法治国家。在这个社会政治性的目标中包含了一个新的生存蓝图,它立足于工作、成就和教育(而非出身),立足于理智和对理智的公开运用(而非传统),立足于个人竞争以及伙伴式的共同体之上,它批判旧政体的核心元素;反对专制、反对世袭特权、反对等级的不平等、也反对教会——宗教原教旨观念。该计划虽然植根于新形成的市民阶层,但它却趋向于一个针对所有人的计划,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模式,它基于全体市民——公民意义上的全体市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
——节选自尤尔根柯卡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演讲稿(本文是尤尔根柯卡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德国市民阶层和市民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