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公元前六世纪,大流士首创行省制度,将全国分为20多个行省,其总督由皇帝任命。各省有固定的税收额度,并统一了全国的币制,金币的铸造权归中央。为解决国内民族众多、语言互异的问题,将阿拉米亚语确定为全国通用语言。大流士强化“国王的意志和命令就是法律”的君主制传统,并使各行省驻军归中央政府节制。
秦帝国在地方上废除了分封制,全盘实行自战国以来各国陆续采取的郡县制,由皇帝任免地方行政首长。实行土地私有制,社会成员以统一的田租、口赋、兵役、力役等形式向国家尽义务。为使帝国境内的经济发展,秦始皇在统一当年就采取了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以及车轨的措施,并以秦国成文法为基础,制定和颁行全国统一的法律。在军事上,秦帝国的三大兵种分属地方和中央两大系统,军权集中于皇帝本人。
——摘自段清波《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中国近代人文思想是在西方现代文化传入的基础上,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互动,在同化与顺应两种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但这种人文思想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力图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
——文池《思想的灵光》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既是中国所以取得成就,向“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原因,也是何以在社会转型中出现制度转换代价,蕴藏社会矛盾的原因。“旧辙已破,新轨未立”,这种转型社会的特点突显出社会转型的风险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
——《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