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有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做过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凤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延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文学语际交往中存在着的“语言霸权”问题。比如西方的主流语种——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的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
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文化有一种珍责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候，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摘编自龚举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
